[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6-0058-11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作家的文学活动发生了重大转折。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导，解放区逐步确立了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制度，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的文学活动被逐步纳入了文学制度的规范之中，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然而，孙犁并没有主动迎合延安文学体制对自己文学行为的规范，一直“像个散兵”[1]一样“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2]。孙犁文学行为上的“另类”选择，固然有其精神方式和人格心理等个人因素。然而，当我们把孙犁的“另类”选择与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联系起来考察时，便会发现孙犁的“另类”选择其实是对延安文学体制的有意“疏离”。孙犁在文学行为上的特殊选择既与自己的“公家人”身份的矛盾性有关，也根源于其“伦理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正是在对延安文学体制的“疏离”过程中，孙犁既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另类”文学世界，也造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孤独和苦闷。 一、暧昧的“公家人”身份 1938年春天，在同学和好友的鼓动下，孙犁放弃了自己正在从事的已有一年教龄的小学教师职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地方抗日武装，成为解放区民主政权中的“公家人”。所谓“公家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苏维埃政府为缓解战争状态下物资的匮乏而实行的供给制的享受者，他们主要是指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政党、政府、军队中的工作人员，是解放区地位和待遇特殊的“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享受供给制的人员遍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整个解放区的党政军等各级部门，形成了特殊的“公家人”群体。随着延安成为充满着“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3]的“圣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解放区，纷纷加入了“公家人”的行列。[4]对于刚刚来到解放区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说，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显得相当“特殊”： 初到延安，什么都是新鲜的。……在招待所的第二天，领来一套灰布棉袄、裤，一双棉鞋。听工作人员说这些都不用给钱，是公家发的，而且每年发一套单的一套棉的。还有每月发五元钱边区纸币，可以自己买牙膏、肥皂用。从此，“公家”两个字印入我的脑海。我们过着供给制的生活，衣、食、住都不用自己筹划。没有工资，只有五元津贴费。大家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倒也很省心。[5] 这里吃饭穿衣全是供给制，吃得虽然不像成都那样两荤两素，但菜足饭饱，也大大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衣服，里里外外全是军装，床上被褥、洗漱用具全是八路军战士的军用品，一人一份，一律平等。[6] 毫无疑问，国统区的物质生活资源要比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优裕得多。但是，解放区的供给制生活也有其独特性：它是由解放区的边区政府统一分配的，所有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标准；它虽然只能满足基本的“菜足饭饱”，但是解决了知识分子作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是“很省心”的；享受供给制的“公家人”生活“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它是解放区普通民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解放区普通民众是非常“羡慕”的。正是这种可以提供基本保障的供给制生活，为那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创造了一种“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7]的特有环境，也形成了延安的“公家人”队伍中特有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 让解放区普通民众“羡慕”的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个人拥有较为稳定的物质生活，而且他们往往是解放区各级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其家庭成员也都可以享受“供给制”带来的好处。尤其对于那些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来说，他们还会时常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顾。草明从上海来到延安后，一直为孩子不能进入中央托儿所而烦恼。然而，当毛泽东听说草明的困难后，事情马上就得到了解决：“毛泽东主席即找服务员请傅连暲大夫来。傅连暲大夫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是杨家岭中央机关的保健大夫，他也曾给我们文抗的作家看病，所以我认得他。当下毛主席请他解决我的小儿子欧阳加入托的问题。因为他正管得着中央托儿所。我再次站起身来表示感谢他。毛泽东主席又吩咐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用他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写信，请他介绍我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欧阳天娜到干部子弟学校入学。毛主席在信上签了名。”[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像草明一样受到毛泽东的直接帮助。然而，这些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确实在延安的“公家人”队伍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在延安是“洋包子”，是解放区的“大作家”。[9]他们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由意识，脱离了宗法制规范下的传统家庭羁绊，成为名实相符的“公家人”。 然而，生活在冀中解放区的孙犁就远没有那些来自国统区而又生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那么幸运。尽管孙犁也同样属于“公家人”，但是，孙犁的“公家人”身份在很大程度是有名无实的。他自己甚至是讨厌“公家人”的身份所带来的级别限制，以至于曾经因为有意“毁弃”根据地负责人签署的工作调动介绍信而长时间不能安排工作。[10]孙犁与来自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在“公家人”身份上的区别，其实是解放区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身份上的差异。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作家来到了解放区，他们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民众的欢迎，成为在解放区享受“供给制”的特殊知识分子“公家人”群体。由于他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更多地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自觉地接受了“公家人”的社会身份带来的现代民主意识。[11]另一方面，生长在解放区而没有接受过“五四”以后现代大学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也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成为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公家人”群体。他们大多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由于长期浸淫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环境中，秉承着传统道德和乡村伦理精神，更倾向于在宗法制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民间自由意识。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变成了“公家人”，但却在精神结构和文化身份上没有转向“公家人”。因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的延安文学走向体制化的进程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因为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上的双重“公家人”意识很快就成为延安文学体制的自觉建构者，而以孙犁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却因为社会身份和文化属性上的矛盾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家人”意识，始终游离于延安文学体制之外。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