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6-0183-006 在文学史中萧红被归入左翼作家，通常与“东北作家群”放在一起介绍。而以“左翼”代表她的十年创作成就，则显然是将萧红作品的丰富性大大地压缩了。萧红与左翼文学有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有这样一条明显的轨迹：与左翼文学的契合与疏离。契合与疏离的交错，反映出一位作家在大时代中的真实声音。对萧红而言，写作不仅让她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更让她在人群中保持了独立的姿态。写作，让她拯救了自我，却最终超越了时代。 一、写作背后的人生选择——契合的开始 天才的命运往往令人扼腕，萧红也不例外。她自小不受父母疼爱，高小毕业后差点被父亲中止学业，为了逃婚两度离家出走，从此开启了漂泊的命运。1932的冬天，尚不满21岁的孕妇萧红几乎走到了绝境，幸得萧军、舒群的施手相救，这段充满弃怨的回忆成为她日后作品中不断重演的情节。贫困和窘迫从那时候起便牢牢地跟上了她，从张家小姐而沦为穷人，底层体验成为萧红所能用到的第一手素材。她赶上了坏的时代，山河破碎，家门难回，战火追逐着她的脚步一生也未曾停歇。然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何尝不是她的黄金时代?左翼文学向走投无路的她敞开了大门，尽管她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933年5月萧红写出了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后收录于当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跋涉》)，在这篇短短的小说里，“阶级”、“穷人”这样的字眼出现了很多次。在《跋涉》集里，贫富人生的鲜明对比，显示着阶级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为萧红的左翼化写作生涯拉开了序幕。此时的萧红正在“牵牛房”中，与一群年轻的作家、革命者组建进步剧团，创办《夜哨》、《文艺》，配合着上海、北平等地的左翼文学思潮，在东北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阵地。1933年的东北正是日寇肆虐、民不聊生之时，这群年轻作家对左翼思想的渴求比关内作家更甚。彼时伴侣萧军也以他坚定的左翼作家身份影响着萧红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萧红尝试着以写作回应时代的要求。 外部环境推着萧红向左翼靠拢，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自己对于左翼思想的天然亲近。萧红的一生似乎总围绕着两个关键词：“逃”和“穷”。她一直试图逃离命运的压迫，然而每次逃离总令她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自从她离开富裕的家庭，她的苦难便没有尽头，更无解决之道，而女性的身份则使苦难更加沉重。她的写作最初只是对生活的反抗，然随着孤寂的成长，加上身份的跌落与被迫离家的困窘，使性别苦难、底层体验与阶级矛盾相互纠缠着、包裹着她，于是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她写作的主题。她仇视着父亲身后的阶级，《跋涉》集里，凶残的地主都与父亲同姓“张”；她感受着深陷底层、身为女性的悲哀，故而底层女性永远是她笔下悲剧的主角。《商市街》详尽地记录了二萧在哈尔滨的“饥饿”与“贫穷”。只有贫穷能让人感受到繁华都市的冷漠，也只有贫穷才让人察觉到俄国侍女和警察的歧视与怀疑。贫穷让萧红在看到讨饭的母子后生出“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1]153的悲愤，让萧红发出“只有饥寒，没有青春”[1]155的慨叹。在《弃儿》中，芹因为没有钱生养而送走了刚出生的孩子。芹的面前是哭着咳嗽的孩子，然而却扯着自己的头发，痛打着自己的膝盖骂着自己：“真是个自私的东西，成千成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呢?”[2]144对1933年的萧红来说，失掉了家庭的依傍，失掉了对升学与婚姻的期冀，还有什么可以依靠?与同志萧军在左翼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开掘着广阔的人生，这是她唯一的选择。火热的年代里，孩子是累赘，儿女私情是不相宜的，萧红为芹安排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2]145的前路。这几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事实上，她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向左转”的创作来实现文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跋涉》的后记里有着作者们对于现实人生的认识： “1.一切以经济作基底的现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 2.惟有你同一阶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3.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3] 这出自萧军的手笔，显然也是萧红的心声。萧红就这样走到左翼阵营中来，创作生涯的开启标志着左翼作家身份的确立，这是对过去的界定，也是对未来的憧憬，而这背后，是对于自我的重新认识。 二、从契合到疏离——难以被同化的创作之路 在萧红早期的作品里，阶级对立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夜风》里的地主婆有“明亮的镶着玻璃的温暖的家”[4]，洗衣婆却只能住在破落无光的屋子里，穿着地主婆穿坏的毡鞋；《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她自己也在被地主踢了一脚而后死于难产……贫富悬殊与底层苦难在《跋涉》和《桥》里触目惊心地存在着。萧红的底层经历让她保持着底层视角。前面提到，在萧红这里，阶级矛盾、性别歧视与底层苦难和人生困境往往纠缠在一起，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也难以彼此独立地存在。萧红的写作是从现实人生出发的，左翼思想为她指引了消弭苦难的道路，她却在上路之后保持了罕见的冷静与清醒。 萧红没有像丁玲那样，在接受左翼思想的洗礼后，便积极摸索新的创作方法让自己紧跟上无产阶级文学的步调，她的作品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风格。她与左翼文学的相遇更像是一场相投的误解。时代、朋友、爱人拥着她走向了火热的集体，她的体验与苦难也让她难以对这美好的愿景说“不”。但她自始至终保留了独立的姿态，她的“为人类”的写作立场不曾更改。随着阅历的增加与写作技法的进步，萧红的作品愈发显示出与左翼文学的不同。在早期的短篇里，萧红在展现底层苦难的同时，往往试图从阶级论的角度来寻求苦难的原因，地主无疑是农民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在《生死场》里，情况则有所不同，地主固然强迫着农民加地租，可也帮忙把佃农赵三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农民受不了生活压力的催逼，但他们自身的愚昧与自私也为生命的陨落增添了沉重的砝码。这种转变在萧红的写作愈加成熟时就愈显突出，《生死场》是个突出的例证。 1935年底，《生死场》的出版惊动了上海文坛。许多文评家称赞它唤起了大众抗日的决心，有人却也发现了问题。胡风在读后记里说“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人物性格都不突出，不大普遍”[5]135；鲁迅则在序言里表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6]，这看似是对一个技法不纯熟的写作者幼稚文笔的诟病，其背后，却是一个需要明确态度与典型形象的阵营中的要求，与一个实际上的独立作家的态度分歧。《生死场》延续了萧红早期尚不成熟的文体风格，虽然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到了日军入侵与农民起义，主体却仍是对农民日常生活的记述——这是一群村庄里世代生存的农民和他们的牲口、土地的故事，而日子已经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候。萧红写景状物、记述日常生活的本领十分强大，她仅凭寥寥数语就能勾勒出事件轮廓，并精准扼要地抓住重点。她不注重对人物典型的塑造，然而能够将人物的性格与环境相贴合，使二里半、王婆、金枝们栩栩如生。相比之下，小说中抗日情节则显得薄弱得多，“黑色的舌头”这一章节明显缺乏充分的铺垫，而萧红的描写也显得日寇入侵的后果似乎并不比生老病死的悲剧更为惨烈。面对日本人的到来，所谓的革命只是李青山和几个人的单独行动，而他自己“尚分不清该怎样把事情弄起来”[7]108。萧红笔下的农民行动显得单薄而草率，不仅有着道听途说的隔阂，也充满了语焉不详的空白与跳脱，而全书尚未写到集体革命便匆匆结束了。这一切都表明，萧红写的是她所不熟悉的题材。对一个体验型作家来说，题材的生疏往往使作品流于平庸。《生死场》的确不是艺术上的圆熟之作，但萧红“越轨的笔致”却大大弥补了题材的生疏。她的与众不同也在文本形态上显露无遗：她打破了“主题先行”的写作模式。而在左翼文学内部，这显然是主流的小说体式。萧红并不能够像其他左翼作家那样，精准地将理念与逻辑贯穿于对社会政治主题的反映。她的语言不具备号召力与煽动性，她的作品甚至缺乏体裁上的分界。她的笔触在刻画细致的体验时是细腻的，而在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里，却是格格不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