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大家耳熟能详的国民性(劣根性)话语更多呈现在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的高度代表性)和杂文书写(如其点点滴滴犀利敏锐的多层次、多角度批判)中①，在相对个人化且高度诗化的《野草》中似乎较为少见。但实际上，作为富含了鲁迅各种哲学的《野草》同样也未放过这个鲁迅毕生关注的主题思想之一。整体而无处不在的犀利批判自不必说，甚至在貌似无关的篇章中也有精彩呈现，如《狗的驳诘》并非简单的一篇借狗讽人的寓言，也不是单纯结合现实影射对手或叭儿狗的批判。在我看来，它是对奴化和物质化丑恶文明的双重反讽，其中一重指向了制度反讽，而另一重则是对自我的解剖。其中，“我”的身份的犹疑性和作为“中间物”的劣根性也是一种值得警醒的存在。 本文并不想泛泛而论，借此凸显国民性如何点缀《野草》其间。反过来，本文毋宁更关注鲁迅在单篇散文诗书写中的交叉连缀或集中处理策略及其后果，这样既可保证单篇书写的宏阔性和完整性，同时又可以呈现其可能的繁复性和诗性实践。在我看来，《野草》中有关国民性的代表性篇章主要有：《失掉的好地狱》《秋夜》《墓碣文》《淡淡的血痕中》等。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在《野草》中对国民性话语的反思都和“空间”密切相关——比如作为高度隐喻的“地狱”、个体死亡后的墓穴、现实人间和自然环境“秋夜”等。 一、《失掉的好地狱》：国民性解/构 在我看来，《失掉的好地狱》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涉就是：解/构“国民性”，既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消解，同时又暗暗地进行了建构，至少是改革的努力和趋势。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于有关制度的解构，另一个则是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 1925年3月31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中犀利的写道，“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表面上看，《失掉的好地狱》貌似和国民性反思没有大关系，其实不然。毕竟，魔鬼和鬼魂们的对立面就是人类——他们更阴险狡诈、无所不用其极，将地狱的凄惨和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自我省思。 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首先是指向了人类(自我)。 1.与魔鬼的对照。地狱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黑暗的(实存)时空，也是一种神似的奴役制度、机制和思想逻辑。如果要详细区别文本中魔鬼和人类的统治差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显得更变本加厉、无耻之极。借用鲁迅的话说，人类治下的地狱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魔鬼时期则是想做稳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人所论，《失掉的好地狱》“则以象征的方式进行了更精炼和形象的表达：魔鬼统治的时代和人类统治的时代，统治者虽然更替，地狱依然是地狱。只是残暴专横的程度有一些差异而已；人类统治之时类似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魔鬼统治之时类似于没做稳奴隶的时代。当然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比如魔鬼统治时比人类统治时好，而没做稳奴隶的时代似乎不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人类统治时更有秩序，更太平，更稳定，但自由空间更小，更残酷。所以，做稳了奴隶的时候也未必就比没做稳奴隶的时候好。”③ 耐人寻味的是，文本中的有关魔鬼角色的解读中却有不少误读，有些论者将之解读为西方殖民者，论者指出，鲁迅安排“魔鬼”作为“失掉的好地狱”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与评价者，又安满腹猜疑的“我”作为听众，这富有戏剧性的安排的深意，也许就是提醒人们要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文化这个“魔鬼”保持足够的警醒。更为发人深省的是，鲁迅认为肩负着“启蒙”重任的知识分子往往不是站在“鬼魂们”一边，而是“人类”之一员，甚至于他自己也可能是“人类”之一员。④在我看来，这样的解读其中问题也不少，可以追问的是：鲁迅未必把启蒙者划入人类行列，因为那是比魔鬼更暴戾和专制的生物，他们汲汲于统治的技艺，在奴化和专制层面可谓登峰造极；反倒是魔鬼，固然有其劣根性，但亦有可取之处。 同样值得推敲的还有文末一句，魔鬼对“我”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胡尹强将之解读为，“魔鬼似乎窥伺到诗人陷入婚外恋的进退维谷，试图挑拨、消解诗人的启蒙主义信念。然而没有成功……诗人尽管有‘失掉的好地狱’的叹息，却依然以自己是‘人’而不是不可救药的奴隶而自豪。魔鬼只能去寻野兽和恶鬼。”⑤可以思考的是，如果所论中的“人”和《失掉的好地狱》中的人类叠合的话，那么这里的“人”其实也并非真正的“人”，而只是奴隶主，他们不过是居于主-奴结构的一端，身上同样亦有奴性。而魔鬼去追寻“野兽和恶鬼”，是进行身份的区隔，并非赞扬人类，而言外之意是——和人类相比，魔鬼和野兽才更是他的同类，远比“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