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于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经验功能主义，是传播学史上的一支重要流派。1940至1960年代，是西方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鼎盛时期，也是美国传播研究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经由默顿修正并在哥伦比亚学派身体力行的经验功能主义，则日益发展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范式，进而被世界传播学界奉为圭臬。至1960年代，经过了早期酝酿和积累阶段的欧洲学者羽翼渐丰，形成了与经验功能学派相抗衡的批判学派。以此为起点，在后续的数十年间，经验功能主义的诸多缺陷开始被对手一一聚焦并彻底批判，这些缺陷在两大阵营的唇枪舌剑与彼此抵牾中被反复提及以至无限放大，米尔斯所揶揄的“抽象的经验主义”，①成为直指经验功能学派软肋的传播学界耳熟能详的常识。在今天的传播学共同体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虽余威犹存但却满身箭矢甚至有些扭曲的经验功能主义；而在我国，与此有关的“危机”“超越”的声音也已然出现。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观念雾障背后，真实而本来的经验功能主义究竟是何面目？它在我国传播学界的影像如何呈现？它在当下中国传播学语境中是否真的江河日下以至“彼可取而代之”？ 一、回到默顿：对经验功能主义的理论还原 (一)结构功能主义与经验功能主义 探究本真的经验功能主义，无疑应该沿着社会学的理论之河逆流而上，寻找其结构功能主义之源。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在20世纪中叶一度是社会学的主导性理论。该理论强调“系统”范畴，认为任何现存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这些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结构功能主义侧重的是社会系统的现存结构及其在维持系统生存中发挥的社会作用。因此，秩序、均衡、适应、稳定、整合、协调、维模等是其范畴体系中的关键概念。②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功能论思想；此后，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兴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致力于建构起一整套以功能分析为特征的系统社会理论，并于1950年代取得了美国社会学的统治地位。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以抽象宏大著称，虽然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此前芝加哥学派的侧重实证、排斥理论的学风，使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帕氏矫枉过正的理论追求在1960年代后开始受到强烈批评。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深刻意识到了帕氏理论过于宏大而无法指导经验研究的致命缺陷，并着手对其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其中，中层理论的提出是默顿对现代社会学的重要贡献。针对此前社会学界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截然两分的习惯，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正是在所谓“原始的经验主义”与抽象理论之间填补空白，这种理论既可以解释经验材料又可以被经验材料所检验，适用于解释微观与宏观之间有限的社会现象，但可以融入更为一般的社会理论之中。此外，在对以往功能分析假设进行批判的同时，默顿提出了一整套功能分析范式，使传统的功能分析方法从一团模糊的取向变成了可以用来指导经验研究的精确的概念范畴体系。通过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和修正，默顿创建了他富有特色的经验功能主义，进而将结构功能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在我国传播学界，常常有学者将传统学派所奉行的经验功能主义等同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③这种理解值得商榷。从宏观的学术谱系上看，因与帕森斯一脉相承，都有着“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和方法论假定，将默顿归入结构功能主义亦无不可。而就学术继承与理论创新而论，将默顿定位为经验功能主义创始人则更为准确。实际上，两种研究范式无论是在理论旨趣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迥然不同。简单说，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追求能够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综合多维的抽象理论，排斥以实证为导向的经验研究；而始于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则以中层理论、经验观察和实证方法论为其范式形态，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架起了桥梁。同时，关注社会结构的冲突与变迁，也是经验功能主义相异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重要特色。如果把帕森斯的社会理论称为“抽象功能主义”，那么与其相对的则是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④有学者甚至认为，“默顿理论建构的主张和中层理论的品格与传统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在逻辑上却是格格不入的”。⑤因此，传播学界所说的功能主义，其理论型构应始于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而非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正是默顿，将经验功能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精致圆熟”而广为接受的理论范式。在与拉扎斯菲尔德共同承担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大量经验研究项目期间，默顿将其经验功能主义理论运用得淋漓尽致，一系列基于经验研究的新颖概念的提出，为拉氏和哥伦比亚学派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罗杰斯如此感叹：“事实上，默顿对于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传播研究项目是如此关键，以至于我们或许应该将‘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看作美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创始人。”⑥ (二)在主流批判话语的背后 在1940至196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在与拉扎斯菲尔德的长期合作中，默顿在概念提出与理论建构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由于默顿本人更为深广的研究兴趣，以及拉氏在应用社会研究局的主导地位和默顿本人“甘做嫁衣”的谦逊美德，使得哥伦比亚大学的传播学更多地偏向了拉氏所钟爱的经验方法研究，这也成为批判学派攻击的要害之一，但这种偏向已经多少脱离了默顿所创建的经验功能主义的本色。因此，考察传播学的经验功能主义，理应首先回到作为社会学家的默顿，即作为“应然”(ought to be)而非“实然”(be)状态的经典经验功能主义。我们发现，经过默顿精心修正的功能主义，既不沉溺于精密繁琐的统计调查方法而疏于理论建构，也不陶醉于“抽离了所指的能指游戏”而无视经验分析，而恰恰是二者兼具，相得益彰。同时，在所谓保守主义、批判—历史意识等问题上，经验功能主义也并非抨击者所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