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4)05－0071－07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学位获得者的就业困难问题日益紧迫，而且有不断向高学历获得者(如硕士、博士研究生)蔓延之势。就业难问题的产生，无非2种原因：(1)需求问题。即社会现有劳动岗位不足。(2)供给问题。即毕业生由于自身原因而不愿就业。在我国，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后一种原因似乎更为社会所关注。因为只有了解他们对就业的看法、对职业的期望，才能发现现存制度的问题和缺陷，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促进高端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但国内的多数研究都主要针对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鲜有针对博士生的研究，因此，本报告在对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学位获得者“职业取向”的经验研究做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博士毕业生职业取向的影响因素。 一、文献综述 职业取向(occupational orientation)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从事某种职业的倾向性态度和观念，它最终决定个人的职业选择行为。Kinzberg以及Super的职业发展理论把职业选择与个人成熟过程或自我概念的建立、发展相联系，认为职业选择是一个包含了一连串决定的过程，每一决定又都是个人兴趣、能力、机会和价值之间折中调和的过程。这一派理论不认同职业选择的偶然性观点，更倾向于将人们的职业选择视为一种理性选择过程[1]。该理论研究的职业选择过程更多的是职业取向形成过程，多从个人微观心理角度出发来考察这一过程，而忽视了宏观社会结构变量的作用。泰勒同样认为，在都市化社会中，职业志愿可以视为求职过程的个人因素的函数，但他同时也承认职业结构和社会机构对于职业的选择有着重大影响或限制[2]。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职业取向和期望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职业取向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社会阶层地位(家庭背景)、城乡居住地、性别等。 (一)性别的影响 由于社会环境对男女未来的期待不同，而这种期待通过教育寓于个人的社会化之中，导致男女的职业取向也存在差异。如男性更多的愿意进入公共部门，而女性则更愿意进入私人部门[3]。Smith的研究显示，两性对收入期望存在较大差异，其中30％可归之于职业计划、大学专业和对收入的态度不同，而其余70％主要因为女性对自己未来收入的低估[4]。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美国高校学生的年纪和性别并不显著影响其职业志愿水平，但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的志愿水平，显著低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的志愿水平[5]。丁大建等人对北京地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证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的就业收入预期比男生平均低170元左右，而且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留京期望[6]。一项对山东某财经类高校的调查显示：硕士毕业生择业时，男性更重视收入，而女性更重视所有制(单位类型)，男性更多的可接受竞争程度高的企业，女性倾向于竞争程度小的政府机关和高校[7]。这显示出我国女性职业取向在收入、工作单位等方面都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8]。 (二)父母社会地位的影响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证明职业获得受到社会阶层地位的深刻影响，同样，青年人的职业取向也受到家庭背景、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较早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的择业取向有正相关关系。Sewell等人对美国Wisconsin州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控制性别和智力水平后，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的职业志愿水平和职业期望就越高[9]。而Smith对本科生收入期望的研究也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和子女收入期望成负相关。即收入相同家庭，来自父母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孩子，对获得大学学位后的期望收入高于来自高教育程度父母的家庭[4]。这表明虽然下层子女职业取向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但怀抱较高的取向和期望也促使其打破阶层壁垒，努力向上流动。中上阶层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各阶层子女的职业取向，以此来维持阶层的不断再生产，但下层阶级并不是等待被意识形态灌输的空瓶子，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然而当我们研究博士生的职业取向时，对研究对象父母社会地位和居住地在内的家庭社会地位变量作用持保守态度，因为在进入大学、继续读研究生以及报考博士生等环节或人生关键点上，以往研究表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这一变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而使得博士生成为一个经过层层筛选的人群，家庭社会地位在其身上的影响必然减小很多，因为其巨大影响力已经在以前的人生抉择中消耗很多了。但这只是我们主观的臆测，事实如何还需要数据来显示。 (三)居住地城乡类型的影响 Haller & Sewell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Lipset的假设(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在职业成就上将处于劣势)对美国Wisconsin的学生进行调查，比较了来自农村和城市样本学生的职业和教育志愿(aspiration)水平，结果发现在城乡女生之间，职业和教育志愿水平都没有显著区别；城乡男生之间的职业志愿水平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教育志愿水平存在智力因素所无法解释的显著差别。这表明农村青年尚未完全认识到教育在获得职业中的重要性[10]。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户籍制度几经改革依旧存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虽有所变化但未完全消解，依然顽固地延续着，因此，城市和乡村作为2个相对割裂和隔阂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职业取向的影响应该是更明显的。我国学者对苏南、苏北城乡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富裕地区学生和贫困地区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似乎都更多地从“知、利、名”等多方面考虑，但富裕地区学生对于知识性职业选择稍多于贫困地区学生，而后者对于权力性、公众性、体能性的职业选择稍多。他们的考虑都呈现“生活型”，来自富裕地区的学生更多具有“在乡求安康”的特点，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明显具有“离乡脱贫困”的特点。从纯粹的城乡角度看，城区学生选择大学教师或科学家和国家公务员等职业的比例高于乡村学生，作者认为：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机会差异；而乡村学生选择中小学或幼儿园教师职业比例较高，可能是因为对于稳定收入的考虑更多一些[11]。高等教育获得者由于进入城市、乡村社会的制约必然减少，童年的经历或许会使其暂时不适应城市生活，带来一定的烦恼和痛苦；但由于城市环境及资源条件整体上又高于农村，因此，高等教育获得者会努力摆脱乡村影响，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城市人，向往城市的职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