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一个相对流动开放的社会通常是稳定和谐的。因为在流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底层群体可以容忍眼前的不平等和阶层剥削，他们在流动开放的秩序中可以寄望未来。尤其是后代子女可以向上流动的希望激励着他们努力工作，以改善家庭的困境和解决个人的危机。相反，对于社会底层群体来说，当个人和后代流动的希望破灭，他们会认为解除苦难的办法就是集体性地挑战整个社会分层系统，社会冲突和社会暴力就会出现。因此，良好的社会流动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我国现有的社会号称开放社会，强调职业机会对每个人开放，强调职业之间的地位平等，但是实际上，社会职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严格的等级隔离，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一切资源维护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如抬高就业门槛，利用文凭维护和强化职业的优势地位，使社会职业间的巨大差异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生成着越来越厚重的社会流动障碍。在这场社会流动障碍的生成过程中，大学文凭也被当作了一种工具。 一、大学的力量与文凭的垄断 大学文凭在当今社会是个人社会地位变迁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之一。谈到大学文凭的社会交换作用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er)在《为了学位而破产》中指出：大学是唯一被允许根据智商、努力程度和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把年轻人分类的合法机构。众所周知，大学文凭、专业考试证书、专业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1]。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大学文凭已成为个人获取“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 布迪厄在《国家精英》里利用大量的实证揭示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作用，通过教育的系统文凭制度，掩饰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异[2]。无独有偶，柯林斯在《文凭社会》里声称，在当今世界，职业团体利用文凭证书垄断高报酬和高声望的职业，教育文凭制度已经成为获得职业机会从而获得社会流动的一种严重的束缚。 (一)大学文凭的社会筛选功能 追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对社会各阶层的个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理性选择。教育在多数国家都发挥着促使个体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带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家庭各种收益，还能给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通过学校提高受教育者的各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科教兴国”“知识改变命运”是激发个人和国家投资教育的重要理由。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具体研究教育与职业间的关联程度，但是却清晰地指出，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的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越多，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生产效率。因此，接受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人理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在分析非对称信息市场时提出的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指出，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时，希望可以在众多的求职者中甄别出能力高的雇员。但是，雇主并不了解求职者的真实能力，因而雇用过程对于企业来说就类似于不确定的风险投资。为了规避此类投资风险，受教育程度就成为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信号的品牌认可制度，雇主把求职者受教育年限等同于个人能力大小，以避免雇佣过程中出现优劣混杂现象。考虑到雇员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教育成本，并且高教育水平者在工作后也降低了公司的培训成本，同时提高了个人工作效益和生产效率，因此雇主便对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支付较高的工资，表现出受教育水平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 在学历社会，文凭作为接受了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凭证，代表着个人技能和知识的程度，预示着工作能力的强弱。因此，教育文凭身份如同民族身份、性别身份、法律身份一样，也是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层次学校的文凭代表着不同的教育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资源交换价值。通过文凭的获得可以实现不同社会资源间的转换，如良好声誉的职业、丰厚的经济收入、隐形的社会关系网络、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二)文凭主义与职业地位获得 我国的“文凭热”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由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紧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将会拥有良好的职业和生活的保障，工作由国家分配，毕业就拥有“干部身份”，农村户口可转为城镇户口等。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然全部自谋职业，并且从大学扩招后持续出现的就业难现象困扰着众多的家庭，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高学历才有可能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入场券，文凭已成为获得良好职业的门槛。 大学专业分化是对个人职业预先进行的社会分流。布迪厄在1984年就指出：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等级划分系统的分类者，学校通过教育再生产等级制，各种专业与学科严格地对应社会阶层及其“地位水平”，虽然这些专业与学科表面上中立地反映着学术的等级，但是学术的地位等同于社会的尊卑。在学校里，社会价值自然地转化为个人的价值，正规的学校教育以一种特权的方式提升某些专业或职业而贬低另一些专业或职业[3]387。高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社会优势阶层利用社会资本占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以及阶层利益的巩固；对弱势阶层则实施了隐形的社会排斥，减少了弱势阶层享有高等教育的应得权利，阻碍了高考应有的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的实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