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大力推动了各层次教育机会的持续扩张。1999年高中毕业升学率比上一年提高了17.7个百分点，高级中等教育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张。作为一个能体现各层次教育扩张综合效应的指标，小学毕业大学升学率①从1998年的9.9％，上升到了1999年的15％，到2012年已达到43.5％。然而，一些现象似乎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多受教育机会。首先，尽管国家已从2005年开始在农村推广免费义务教育，但仍有大量初中生辍学(张学姣等，2011；Yi et al.,2012)。其次，在大学入学门槛越来越低的同时，“主动”放弃高考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据报道，2010年全国约有近100万人放弃高考，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农村考生(林春霞，2011)。尽管一些学者声称这是当事人及其家庭的自主选择，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传统的国度，放弃高考甚至初中辍学应该并非完全如其心中所愿。只要真正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更可能是来自困难家庭或者农村地区的孩子(李国等，2009)，教育机会的获取仍然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就不能否认存在教育不公平问题。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特别强调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在推动上述各层次教育扩张的同时，还快速推进了两项重要的高等教育改革，即高等教育收费和推行大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与教育扩张一样，这两项政策可能也会对孩子及其所在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收费大幅增加了教育成本，另一方面，“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增加了获得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的风险。考虑到它们与教育扩张几乎同时推行，因此在理解大幅度教育扩张背景下教育公平问题仍然凸显这一问题时，必须将其考虑在内。 尽管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学术界对于上述教育扩张下教育机会是否实现了均等化尚未达成一致看法。在一份较早的实证研究中，刘精明(2006)分析了2003年全国综合调查数据，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均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其结论因数据问题而受到质疑(李春玲，2010)。利用更晚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李春玲(2010)发现大学扩招并未让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均等趋于下降。Guo(2008)通过分析CHNS数据，也得出了扩张之后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反而有所拉大的结论。但上述结论很快受到挑战，杨舸和王广州(2011)同样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修正了数据匹配方面的选择偏差”之后，发现阶层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趋于下降，随后李春玲(2011)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李春玲(2010)给出的结论是可靠的。但高勇(2008)对城市地区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家庭经济和文化背景对80后群体(1981～1985)“是否上大学”的影响力稍有减弱。 本文认为，造成目前经验结论存在冲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已有研究基于回归分析的范式存在一定缺陷。其基本研究范式是：估计家庭背景因素对受教育年限的影响或是(更多)采用Mare教育转换模型(logit回归模型)考察家庭背景对各层次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并通过(按出生年龄或入学时期)分同期群(如刘精明，2006；Guo,2008)或者构建交互项(李春玲，2010；吴愈晓，2013)，根据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与大小变化来间接判断某种家庭背景因素所带来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变化趋势。然而，上述研究范式存在如下两个问题：首先，由于难以观测等原因，经验回归模型中总会“遗漏”或无法准确测度某些重要家庭特征变量(尤其是上学期间家庭收入状况)，甚至即使实现完整精确测度，也可能因为各个因素影响力变动方向不同而无法判断机会不均等的整体变化趋势(Vallet,2004)。上述已有实证研究具体的可观测变量设置不尽相同，因此难以得到一致结论亦不足为奇。其次，基于回归分析只能简单利用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取的影响来“间接推断”其对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贡献，但事实上对教育获取的影响与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并非一回事。本文的经验结果证实了，通过前者来推测后者很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为克服回归范式无法完整测度机会不均等的缺陷，近期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用同胞相关系数度量同胞间教育程度相似性的方法，来考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整体水平②。进一步地，通过比较(出生或者入学)同期群之间同胞教育相关系数的变化来反映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变化趋势。这种分析思路已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③。但是，这种思路固然可以测度整体教育机会不均等程度，却无法分离出不同类型家庭背景因素对整体教育机会不均等及其演变的贡献。 在反思已有研究范式各自不足的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分析框架，它能保留上述基于同胞相关系数的分析思路与传统回归分析范式各自的优势，在完整测度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基础上直接估计各种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贡献，并将其用于研究教育扩张背景下中国县域内部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演进模式。具体思路是：利用CHNS1989～2011年的县域跟踪调查数据，构建70后与80后两个出生同期群的相关数据集，在利用同胞相关系数完整测度县域整体及各层次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基础上，估计各种家庭背景对各层次教育机会不均等变动的贡献，从而完整揭示这一时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演进模式，最后结合对上述两项高等教育改革影响教育成本收益及教育扩张机会均等化效应的讨论，对上述演进模式给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