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主党野田内阁提出“机动防卫力量”的构想以来，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日本战略决策层展开了一系列规划和部署。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又通过与中国等周边邻国的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争执的“现场”运用边调整边充实。2013年12月，安倍内阁一并发出“安保三箭”——《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并正式将上述概念升级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的军事战略基本构建成形。由此，日本不仅放弃了自战败以来一直坚守的“基础防卫力量”的防御理念，在军事战略涵盖的各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军事战略理念的突破给日本国内相关法律规范体系带来重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日本现有安全战略乃至国家发展战略造成极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该战略的形成穿越了党际内阁，体现了日本朝野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可以预想，“联合机动防卫力量”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日本的军事建设和发展方向，因此这一新军事战略极有可能成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起点。 一、日本确立新军事战略的背景 日本20世纪80年代就已确立“政治大国”目标，进入90年代后又全面推广加速实施，因此改变以战败国地位确立的安全防务政策，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日本也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此付出不懈努力。只是由于其国内政权频繁变更和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等因素的拖累，其行为表现得相对低调、谨慎。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刚到来不久，日本战略决策层就迫不及待地谋求从内向型的军事防御体系中摆脱出来，其节奏和力度堪称空前。应该说原先限制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各种因素并没有消失，因此，在研究日本军事战略出现根本性的突破和转向时，必须认真考察新的背景因素以及日本决策层对安全环境解读及其战略评估标准的新变化。 第一，日本确立新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摆脱“正常国家”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推动国家安全乃至发展战略转型的目的 日本所谓的“正常国家”(亦称“普通国家”)，概括地说就是要成为与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①这是一个外延和内涵浑然一体的庞大的目标规划。就其内涵而言，日本的国际定位应该是全球第二强国，在塑造秩序和制定规则上拥有仅次于美国的能力，除美国之外，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日本随心所欲地追求战略利益的障碍；从外延上看，日本的这种强国地位和责任，不限于经济领域，还涵盖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诸方面，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果以上述标准衡量，日本近十几年“普通国家”化的政策实践难免不在日本精英层中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因为日本现实的国际地位难以配得上政治大国的身份，而且两者之间的背离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不仅检验大国成色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梦想屡遭挫折，在国际舞台上鲜有独立的主张和有影响的声音，就连传统的亚太经济优势也消失殆尽，在区域经贸机制安排和一体化进程中再难扮演“领头雁”的角色。②这种心理失衡在2010年迎来了拐点，中日GDP总量排位的变换，使日本在亚洲不再具有总体实力优势的领域，而在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上遭遇中国强烈的维权行动，又使好胜的日本感到仿佛被打回了“二流国家”的原形。外交政策的失败，引起了日本政治精英的焦虑和反省，其中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缺乏战略”。③在这样的认知氛围中，寻求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战略自然成为朝野各方博弈的焦点和政党内阁最优的议程。 那么，“缺乏战略”的含义是什么？在战略决策层看来，如果以美国为参照，国家战略应该是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联合作战构想的一整套由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的层级体系。其中国家安全战略作为逻辑起点，对各层级的能力建设要求具有重大的引领意义。④国防战略又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和支柱。然而，由于“日本败于先前的大战中，被联合国所占领，战后的战略目的自不待言就是再独立和经济社会的复兴与发展，故与霸权国美国不同，日本不需要策定如何塑造、维持、强化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确保实现该构想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政策手段”。为扭转这种局面，日本战略精英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基于地缘政治经济的维度，包括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视点的综合性战略”。⑤但他们又认为，制定这样的大战略意味着彻底告别以美国霸权秩序为当然前提的“经济中心主义”，这需要国民的共识和政府的政治决断，而现实的条件并不具备，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采取迂回战术，自下而上地从国防战略这一层级的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对国际战略环境和威胁的重新评估，将假想的“剧本”由“限定的且小规模的战争”定义为“限定的战争”，推动彻底修改防卫大纲，渐次增强防卫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增强的防卫力量的质、量及速度，孕育着战略方针实现实质性重大转换的可能性”⑥。不难看出，日本战略决策层试图从军事战略调整中寻找成功摆脱战后体制的活路。这与通过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向对外战略能力建设以实现再“正常国家化”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预示着对安全环境和威胁来源的认知和评估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军事战略调整的进程和力度。 第二，日本决策层对战略环境和安全威胁判断的重大变化是提出新军事战略的认知基础 安全观念是确定国家安全利益的直接因素，以它为核心变量的战略文化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建立主导性战略偏好。同时，一国安全观念的改变会引发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新的思考。⑦冷战后日本的安全观念历经变迁，其总体发展轨迹是向基于现实主义和地缘战略的传统安全和权力对抗逐渐回归。这一过程肇始于“9·11”事件，至小泉内阁末期实现理念的初步切换，最终经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一系列事件的发酵形成思维定势。“9·11”事件对日本安全观念转向的政治意义主要通过两种“联想式”的类比换位体现出来：一是接受美国的“邪恶轴心”说，将朝鲜与基地组织和国际恐怖势力联系在一起，认为朝鲜加紧核试验的行为将使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与“9·11”事件相同的威胁；二是将国家在非对称攻击面前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换位到日本身上，断定即使享有霸权的美国都难免安全威胁，日本更不堪应对。⑧由此，日本决策层认定“人们已生活在新的不安全的时代”，且正在进入“对于给安全保障上的诸问题带来何种影响”，“仅凭我们以前的认识不能把握的新时代”。⑨因而没有必要再拘泥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而应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威胁的程度和可能对本国的安全利益造成的危害上来。此后涉及外交安全问题的一系列日本官方文件，都不断淡化冷战结束初期所提倡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观念，而开始突出日本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小泉执政的五年间，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援助美国的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则紧盯来自周边的、最有可能对本国安全利益造成威胁的挑战。2004年出台的冷战后日本第二份《防卫计划大纲》给出了对这一阶段安全环境的评估其结论即“周边不稳定论”，明确提出鉴于中国海空军、导弹和核力量等的发展和活动，“有必要对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⑩如果说朝鲜核试验破坏了国际社会核不扩散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范畴，那么公然对一个地区大国合理的战略诉求指手画脚，则含有权力竞争的深意。考虑到日本还借助援美反恐为未来拓展战略空间预设了法律框架体系，(11)日本安全观念的转型和安全问题重点领域的认识切换已初露端倪。民主党上台虽然实现了日本战后真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但其安全观念不仅接过了自民党的认知逻辑，而且在东亚权力秩序加速变迁和美国高调宣布战略重心东移等因素的刺激下，摆出了与邻国展开权力对抗的姿态，至第二次安倍内阁执行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理念，日本政府在一再升级的威胁评估中，不断强化和明晰战略竞争对手，从而完成了向传统安全观念的全面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