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6-0014-07 从1930年代开始，奎因(W.V.O.Quine)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的存在及这个概念在哲学上的解释能力表示了强烈的怀疑①。特别是他对分析性真理的形而上学解释，即分析语句是根据意义为真的观念，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近年来，博格霍森(P.A.Boghossian)进一步给出了形而上学分析性与认识论分析性的区分，并对所谓“形而上学分析性”提出了否定性的论证。他认为，由于形而上学分析性存在着解释上的严重困难甚至直觉上的荒谬性，因此，此类的分析性是不可辩护的②。 在奎因对于分析性的各种不同描述中，有一个描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且被广泛引用，并作为对分析性的一种标准的理解。在常识的观念中，语句的真由两个要素所决定：一是语句中各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以及由组合性而决定的语句的意义；二是语言所表达或描述的外在世界。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语句不具有它本身实际具有的那个意义，比如“单身汉”的意思是大学生，那么，“单身汉是未婚的男人”就未必是真的。而如果世界不是它实际所是的样子，则一些在我们的世界中为真的物理定律或物理描述就不是真的。当然，表达这些物理定律或物理描述的语句也就不是真的。奎因的这个描述给出了一幅基本的图画，其关键点是：即使是分析语句，决定其真的结构是不变的。或者说，分析语句只是适用于所有语句之真的两因素中的一个处于一种极端情况(它的值是零)时所产生的结果。奎因指出：“非常清楚的是，真一般地依赖于语言和语言外的事实两者。……因此，人们倾向于一般地设想，一个陈述的真差不多可分解为语言成分和事实成分。给定了这个设想，下一步看来就是合理的，在一些陈述中，事实的成分恰好是零，而这就是分析陈述。”[1](P36—37) 形而上学分析性建立在“以意义为真”这个分析性的传统定义之上，因此，分析性语句根据定义就是仅仅“根据”意义为真(only in virtue of meaning)的语句。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哲学家吉利恩·罗素的新书《根据意义为真：为分析与综合的区分辩护》(Gillian Russell，Truth in Virtue of Meaning:A Defence of 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在书中作者给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论证，希望表明在一种新的理解下，形而上学的分析性是有意义的，可以避免传统理解下所引起的那些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在怀疑论者对形而上学分析性的进攻下拯救此种类型的分析性，并在这个范围内有理由地坚持分析与综合的区分。 罗素在书中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对分析性定义中“根据意义为真”的“根据”(in virtue of)一语给予了新的解读；第二，对分析性定义中的“意义”一词给予了新的解读。具体而言，“根据”一语意味着意义“完全地”(fully)决定了分析语句的真，但语言外世界的事实或其他形而上学因素“冗余地”(redundantly)决定了分析语句的真。同时，“意义”在分析性的传统定义中本来是语句的命题内容，现在被指称决定者(reference determiners)所代替。指称决定者既可以是弗雷格意义，也可以是直接指称论者所依赖的不作为命题组分的其他要素，原则上可以是卡普兰(David Kaplan)的“dthat[α]”中任意的α，甚至是一个显示指称对象的行为。本文只在必要时简单地涉及罗素所作的第二项工作，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她所作的第一项工作。本文将批判地考察她对“根据”这个用语所给的新解释，并最终质疑这种新解释是否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可避免这个用语的传统理解所引起的直觉上的困难，而且保存形而上学分析性所具有的核心的哲学含义。 一、“根据意义为真”中“根据”一语的新解释 罗素给出的对于“根据”一语的新解释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这个解释要考虑到分析句原有的“以意义为真”的基本含义，即意义在决定分析语句真值中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又要考虑到即使是分析语句也表达了某种语言之外的事实，哪怕这个事实只是基于语言外世界的一种普遍且必然的性质③。罗素主要借助于一个例子来说明她的基本主张。她在书中实际使用的相关例子，通常的乘法可以表达为这样的模式：x×y=z。当x=0时，无论y取任何值，总有z=0。罗素把这种情况下的各要素的作用描述为：函数的第一个自变元完全地决定了函数的值，而第二个自变量冗余地决定了函数的值。“冗余地决定”的定义如下：
完全决定在这里顾名思义就是这种情况：有一组自变元的特定的值，只要它被给定，函数值也就是一个给定的值，此时，其他自变元如有任何改变，都不改变函数的值。罗素使用这组概念，对上述公式在x取0时的情形进行了描述，此时第一个自变元的特定的值0完全决定了函数的值，但第二个自变元冗余地决定了函数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