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一、何谓“集体”？

       (一)历史与争论

       改革前，“经济所有制”理论把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归结为“私有制”惹的祸①。为了跳出“小农私有(小私有)—自由买卖—两极分化—主佃对立(大私有)—社会冲突—朝代更迭”②的王朝周期律，经历了从“一小二私”(由“土改”来实现)到“一大二公”(由“农业集体化”运动来实现)两次革命，1961年后逐渐稳定为“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组织模式，几乎所有农民被分别安置在5万多个人民公社之中③。

       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过去流行的是东方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所有制”解释，改革后比较有影响的是文化人类学界的“小共同体”理论④。前者认为公社化运动起源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动机，即“为了解决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基层(自下而上)，从而形成“农户→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公社→(生产)队为基础的小公社”的逻辑链条。后者认为公社化运动起源于“国家现代化”的要求，即“为了突破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传统循环，建立以公社制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自外而内)，从而形成“现代化的大公社破坏传统的自然村落→引起普遍灾难→稳定为生产队为基础的小公社→形成传统与现代既冲突又融合的公社组织模式”的逻辑链条。

       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上述两种理论的质疑之声不断，注重实证基础、追求价值中立的制度史学日渐成为解释的利器。以凌志军、秦晖等⑤为代表的制度史家，认为公社化运动既不是起源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考虑，也不是起源于“国家现代化的努力”，而是起因于“形而下”的国家财政动机(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需要)和“反现代化的一元控制”(为了减少抵制而消灭民间的自组织资源)。公社化运动的逻辑前提也不是民间自愿性质的初级社、互助组(许多农村并未经过这两个阶段)，而是国家统制性质的“统购统销”，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用“国家原始积累的需要→统购统销(控制流通领域)→农民有粮不卖(粮食收购困难)→城市粮食危机→强迫动员的高级社(控制生产领域)→大公社(控制分配、消费领域)→无食堂的公社(控制从消费领域中退出)”的逻辑链条去解释公社组织的形成。作为公社基础的“生产队”，在功能上也不是“传统自然村落”的延续(虽然在边界上和传统的熟人社会有重合之处)，而是和生产大队、公社乃至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一样，都是国家的科层单位而非自治性组织，农村公社与城市国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束缚远大于庇护的不和谐共同体，而后者是束缚与庇护相互对等的和谐共同体；换句话说，农民比市民受到的束缚更多，而得到的庇护(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更少⑥，因此“农民走出公社”(农村分田到户)的动力远比“市民走出国企”(国企改制)的动力强烈得多。⑦

       改革以来，“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结构逐渐解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农户而言，从“集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形成以“农户为本位”的家庭农业的自主经营，成为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基础。第二，就基层行政管理而言，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在198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行政村(原‘大队’)”的管理模式，而原有的与自然村落边界相重合的“生产队”逐渐虚化。第三，就地权管理而言，1986年《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土地承包制的发包方也由原来的“生产队”上调到“行政村”。总而言之，改革前“队(生产队)为基础”的结构在改革后出现了二元分离：经营上是“农户本位”，行政管理与地权管理上是“行政村本位”(“大队”化)。这种转变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从“公社”时代到改革以来的乡村“集体”组织结构变迁

       针对改革以来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学术界一直在“国家所有—村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自由主义从维护私人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集体所有“变相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因此主张“所有权归农户、土地进入要素市场”⑧。相反，乡土派学者从反对私有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地权归农会造成土地兼并，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决不能搞土地私有化”，这当然不意味着要重建改革前国家本位的“集体农庄”，而是要以复兴乡村为目的，搞村社本位的“集体所有”。⑨还有学者把当前土地纠纷的根源直指城市土地“国有制”，认为即使不允许私人所有制的存在，但“至少应当承认集体所有土地的存在”。⑩秦晖则指出，中国农民问题的症结从来不在于“个人还是集体”，农民个人与农民在自由结社基础上形成的民间性集体(如农会、民间合作社和股份公司)并不存在矛盾，问题在于“集体还是被集体”，如果是剥夺农民自由结社权的集体(如人民公社)，那就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或“被集体”，如果相反，那就是民间性集体，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是真问题。(11)这就把问题从“个人还是集体”转移到“集体还是被集体”的论域中去。

       (二)两种“集体”之别

       其实，纯粹的个人活动在任何的社会形态中都很少见，个人往往都是以某种集体行动的方式活跃在当时的历史中的。区别在于，传统的集体整合方式是身份性的，而现代的集体整合方式是契约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