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长三角民营企业发展”内部调研报告曾揭示：当下之所以很少有“真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主要是有“三道关”把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第一道关是“创业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被淘汰了。第二道关是“市场关”，也淘汰三分之一左右，这部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了“分母”。第三道关是“做人关”，在“创业关”和“市场关”都很成功和幸运，但由于“做人”的问题而最终“功亏一篑”。在经历了残酷的“三关”之后，真正的企业家就变得凤毛麟角。人是城市的主题，人的素质就是城市的素质，人的命运就是城市的命运，所以这个模式也可用来解读和透视中国城市。总体上看，我国城市也主要经历了“创业关”和“市场关”，分别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两种模式。而目前面临的正是以“文化挑战”为主要内容的“做人关”。能否成功回应“文化挑战”，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一、以“创业”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型城市化” 在“创业”阶段，无论国家、群体还是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生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如何迅速集聚资源”，增强竞争的实力。因而在这个初级阶段，“成功证明手段合理”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在“创业”阶段，国家、群体或个人采用一些“不得已”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必要，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的城市化和人生的“创业期”非常相似。我们把这个阶段称为“政治型城市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的第一种城市化模式，它的特点是一切服从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带有明显“逆城市化”特征①。这个模式不是出于城市的天性，而是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减轻经济压力和维护稳定社会的政治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最大的问题是“创业艰难”，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和经济封锁，必须在短时期内集聚足够的资源。这只能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结束资源的分散状态，一切资源和财富收归国家，由中央政府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以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益；二是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压缩不必要的开支。这就需要国家对整个社会需求统筹管理。而唯一目的就是“生存下去”。由于比较强硬的政治和军事化手段最利于集聚共和国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因此，在城市这个天生最活跃的经济体上，中央政府同样采取了“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制。这也说明，与西方现代城市化进程依赖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不同，国家意志和政治需要是新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机制和力量。 新中国前30年主要是政治主导的城市化。从最初对人口流动和经济资源的军事化管制，到20世纪50年代定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政治型城市化的基本特色和成果。新中国成立伊始，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主要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减少城市人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我国应对城市问题的基本手段。如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中国政府就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②。又如在60年代初期，“为了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提高了市长的设置标准，撤消了大部分10万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条件的镇。通过市镇设置的调整，中国的城市由1961年的208个减少到1964年的169个，建制镇更是由5404个下降到3148个，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③。包括在整个60年代，从初期的城市居民、干部下放，中期开始的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到末期出于“备战”考虑的城市人口外迁，使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升反降。其中，以上海这样的城市最具代表性。从理论上讲，城市一方面天生是最活跃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也需要自由迁徙的人口，由国家垄断全部物质资源和掌握所有人的命运，显然不符合城市化的基本原理。在今天看来，我国城市存在的很多深层矛盾和问题，都可追溯到这种政治型城市化，特别是“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也包括城市管理比较粗放和落后、行政干预过多等问题。但无可置疑的是，正是这些有悖于城市天性的非常之举，使新中国的政权得以稳固，为中国城市化奠定了大前提和基本框架。对新中国最初实施的政治型城市化，应该从“创业艰难”的处境出发，并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加以客观评价，而不应要求过高，求全责备。诸如系统性的城市规划和政策，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属于一种“求全之毁”。 二、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型城市化” 在“市场关”这个阶段，“发展”取代了“生存”成为首要问题。而与“创业期”不同的是，由于面临的竞争者都有实力、经验、头脑和手段，所以这本身就是一场比“创业”更残酷的比拼和竞争。与草创时期仅凭勤劳和运气就可以成功不同，管理学界广为流传的四句话——“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决定前途、细节决定成败、战略决定命运”④，可以看作国家、集团和个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基本生存原理和经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