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而资本、技术和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相对较少。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会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掌握、拥有和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状况。农民生产经营活动中要素需求和使用状况，并非简单的行为选择，而可能受到不仅来自于经济系统、而且还有社会与文化系统的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学实证研究视角，来考察当前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现实状况，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新生产要素使用行为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一、农民经济行为：理论、问题及意义 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要素的行为属于经济行为的范畴，既然是经济行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理性原则，即亚当·斯密提出的任何理性人的经济行为选择都是为了追逐自我收益的最大化。①根据这一逻辑，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就不会例外，同样会遵循着理性选择的原则。 然而，一些经济人类学家则提出，人类经济行为存在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大转型”，传统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的，因为生产要素的使用都与社会关系和文化法则密不可分，而现代经济组织已经从初级社会关系中分离和独立出来。②波兰尼的转型论命题引发了经济人类学关于小农（peasant）经济行为的实体论与形式论的争论，③实体论主张小农作为传统社会里的经济行为主体，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性质上是有别的，因而他们的经济行为的逻辑也是有别的，小农经济行为会受到小农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制约，而非简单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而形式论则认为，小农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主体并无本质上差别，他们的经济行为只存在形式差异，而本质上同样遵循着理性选择的逻辑，即经济活动的行为选择也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小农的道义经济学观点是实体论的典型代表。斯科特（J.Scott）在对东南亚小农经济及抗争历史和经验的考察后，提出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遵循着安全第一和生计伦理或道义至上的逻辑。小农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者，而是道义至上者。他们的经济行为主要是为了生计和消费，农民在小群体的范围内，必须尽量保障家庭的生存和生计，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基本道义和伦理，追求安全和避免风险是最主要的。④这与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传统农民的行为主要遵循礼俗规则的解释比较相似。⑤ “理性小农”的观点则是形式论的典型代表。珀普金（S.Pokin）同样在对越南的小农经济研究中，得出了与斯科特截然相反的结论。珀普金指出，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决策行为，一样受市场规律的支配，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公司组织一样理性，瞻前顾后，仔细权衡长期和短期的收益，最后才作出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且在政治方面，农民也进行着理性的投入。⑥舒尔茨的“收入流价格”理论也主张传统农民是理性经济人，农民的经济行为也遵循着理性选择的逻辑。舒尔茨提出，一般观念似乎总认为农民维持着小规模的、按部就班的小农生产，是因为农民的保守文化和观念，他们因担心风险而不愿作出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事实上，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之所以要维持低收入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追求利润和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因为农民的生产活动受到“收入流”供给和价格的制约。那些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长的“收入流”也就是新的生产要素，由于新要素的价格非常高昂，农民一般情况下很难支付得起，所以农民难以进行生产投资。⑦ 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的实体论与形式论之争论，如斯科特“道义小农”与珀普金“理性小农”之间的观点对立，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分歧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之上来讨论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正如李特尔（Daniel Little）所总结的那样，斯科特和珀普金的小农范式之争，主要在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农民的行为。理性小农理论是建立在对农民个体行为特点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而道义小农则是从制度、社会关系和集合行动的层面来总结农民行动的整体性特征。⑧此外，理论观点之争也是学科方法论不同的一种体现。微观经济学更多地是从微观的、具体的行为的视角来理解农民经济行为；而社会学人类学则主要从韦伯式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理解农民行动的类型。⑨ 中国农村改革之后，确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基本经营制度，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在家庭内以非雇用劳动方式进行。恰亚诺夫把这种农业生产组织视为“家庭农场”，并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解释了家庭农场的生产活动的特征，提出作为传统农业的经营主体，农户在作出经济活动安排时，利润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家庭的劳动力及消费需求特征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决策。恰亚诺夫还运用经验数据对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家庭农场对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与家庭结构特别是家庭年龄构成有着显著相关关系，“年轻家庭”由于劳动力较少，而消费人口比例较大，使得他们会减少对土地耕种的需求。⑩ 农民所使用的新生产要素，需要从要素市场上去购买获得。因此，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状况，实际上也是农村要素市场发展状态的反映。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素市场的出现是经济史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因为市场就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制度。（11）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农村新的要素市场的出现是由单位间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所诱致的。当农户之间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出现差异时，就可能会诱导农村土地流转和技术市场的出现。林毅夫对农民使用杂交稻技术的经验研究，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12） 综合上述理论，可以发现不同理论对农民经济行为所关注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经济行为的性质；二是农民经济行为的动机与逻辑。就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行为而言，要理解这一行为的性质，首先必须把握一定范围的经验事实。而要认识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动机和规律，那就需要考察究竟有哪些因素支配或影响着农民的行为选择。鉴于此，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当前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行为处于何种状态？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行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