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0-0077-06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启程赴苏联。当月中旬或下旬，经由迪化(今乌鲁木齐)抵达莫斯科。1940年2月25日，离开莫斯科回国。①出使共产国际的这两年，是任弼时革命生涯的重要时段。近年来，俄罗斯发布的共产国际档案被译成中文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期间前所未知的重要活动的记载。研究这部分资料，我们不仅能够丰富任弼时生平业绩的现有记述，并澄清有关细节，而且可以对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尤其是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两个报告，得出新认识。 一、任弼时远赴共产国际的缘由与使命 任弼时是根据193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的决定赴莫斯科的，其任务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② 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认为，任弼时之所以奉派赴苏，是因为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推行所谓新政策，极力指责洛川会议确立的正确主张，并且在组织上作出了许多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举动。党中央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派专人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③也有的说得更纯粹，认为王明的观点迷惑了许多同志，在党内很有市场，毛泽东一度处于孤立境地，只有寻求共产国际支持这一条路可走。④ 的确，王明在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他是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主持书记处会议研究中国抗战和中共的方针问题，成立了他本人亲自参加，包括王明、邓发、康生等中共高级干部在内，由王明主持的专门委员会，起草指示中共的建议。10月10日，共产国际书记处批准了这个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1月11日，应王明、康生的要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作了13条具体指示。⑤11月13日，在王明、康生回国的前夕，季米特洛夫又同他们二人及王稼祥作了临别谈话。⑥应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本质上是传达共产国际决定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指示精神，结合抗战以来的实际加以贯彻落实的会议，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政治局再次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鉴于战略防御阶段对日作战的形势在恶化，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悬而未决，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需要把全面抗战以来中国的各方面形势，中共贯彻落实共产国际决议的情形，及时向共产国际直接报告，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进一步指示。 所以，《任弼时年谱》指出任出使共产国际的使命，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并未特别强调此行旨在寻求毛泽东与王明分歧的解决之道，才是准确而得当的。 二、任弼时的两个报告与共产国际决议 任弼时抵莫不久就给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时间标注为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年谱》说明这是完稿时间。《任弼时选集》的题注则指出这是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时间，也有任弼时出席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递交报告的说法。5月17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口头报告，文字稿于5月8日完成。⑦ 虽然所有论及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著述都要提到这两个报告，但大多采取条目式列举的办法，仅作概念性简介，个别论文才展开论述。这个回避式的窘境，是对任弼时出使缘由和使命的狭隘判断造成的。因为有了这样的判断，就无法说清任弼时全面报告十二月会议的意义。至于为何递交书面报告一个月之后，又向共产国际作口头说明和补充，有的认为这是因为作这个报告有难度，王明的主张大多出自共产国际，向共产国际作报告，呈现复杂性，难免投鼠忌器。⑧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口头报告的日程是共产国际根据需要安排下来的，先送书面报告作纲要性汇报，便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尽早了解中国情况。仅此而已。 书面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评估了中国八个月抗战，列举了七个方面的成绩，分析了失利的原因。他分析了目前的战局和中心任务，指出中国军队在战略战术上，开始改变单纯的阵地战，战区和敌后的游击战争有很大发展，军队的军纪、军民关系、军事装备有所改进，指挥有进步，战斗能力也有所增强。他分析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中国因素、日本因素和国际因素，指出这些因素的变动，“都将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以取得最后的胜利。”⑨ 口头报告第一部分阐述“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首先，任弼时报告了九个月抗战的经过。其次，评估了抗战以来的得失：一是造成了中国内部从未有过的统一团结；二是中央政府逐渐变成国防性质的政府，由降日而抗日，由“剿共”而联共，“相当地实现了民主”；三是军队逐渐成为国防军。“这些进步，如果没有发动抗日战争是很难得到的。”抗战失利的主观原因：一是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二是战略部署有失误；三是战役战术上主要采用了正面防堵的阵地战；四是政府未能坚决淘汰亲日主和分子。第二期抗战出现了新转机：一是改变单纯的阵地战，在敌人侧后进行运动战，并配以游击战；二是战区和敌后的游击战争得到普遍发展，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起了很大作用；三是军队在政治上、技术上也有进步和提高。再次，阐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趋势与前途。任弼时以持久战为核心展开论述，预测一旦武汉、西安失守，情况将会恶化。他再次肯定了抗战前景，重申“在政府中有决定意义的蒋介石，今天还是表示要坚决抗战的。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是不愿投降而需要抵抗到底的。”目前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基本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