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5-0061-09 熟悉民国京华风情的邓云乡将1928-1937年的北平命名为“文化古城”①。国都南迁导致的政治地位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平的文化生态，但并未动摇其原有根基。同时，由于远离权力中枢，为北平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外部环境。此时的北平更多地依靠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前行。 一、国都南迁与北平文化面貌的重塑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北伐军进入北京，建立在北洋军阀体系基础之上的北京政府统治至此终结，南京成为新的首都，北京改名北平，成为中央直辖“特别市”，后来再降为普通市，甚至一段时期曾隶属于河北省，“不但不是国都，而且成了边塞。”②对于这次“国都”地位的丧失，数年后一位署名“铢庵”的作者感叹：“这一次的变动，在政治上意义更为重大，整个多年蕴藏的重器国宝，逐渐转移，而丧失其固有意义，其多年来沿袭依赖的社会秩序、人命生计，也受决大之波动。自明太宗建都以来，孕育滋生不离窟穴盈千累万之居民，恐从此更不能维持其血脉。北平之历史意义，从此殆摧毁无余矣。”③实际上，这位作者的观感很具有代表性。“国都”南迁之后，北平从国家权力的中心转为一座地方性城市，政治地位渐趋边缘，经济形势更趋恶化，甚至最引以为荣耀的文化领域也陷入一片萧索荒凉，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1920年代末的北平都是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 长期作为“国都”的历史造成了北京畸形的经济繁荣，政治资源成为支撑北京城市消费的核心力量，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城市发展就失去了重要的动力，衰落迹象也愈加显明。国都南迁，与之伴随的是以官僚、政客为主的上层社会群体的离去，附着在这一群体之上的城市消费迅速萎缩，媒体形容，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1928年梁启超在家信中对此的描述是：“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④《大公报》则从商业的角度观察到了北平的衰落：“路上只有几个稀少行人和车辆，昔日正阳门前门的繁华，今日几将消减……马路两旁有很多的铺子都是紧闭大门，贴着‘门面出租’的条子。东安市场行人稀少，很多摆摊的都袖着手幽幽不振的坐着。”⑤ 政治地位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大批出走使北平的文化生态出现了危机，曾经的熙熙攘攘转化为一片萧瑟。仅有周作人等几位留守知识分子勉力支撑。1928年春节期间，他来到东安市场青云阁等处闲走，这里曾是北京书业重要的集散地，但此时看到的书店书摊“都很销沉，想买一点较新的书都不能到手，听说北京的书籍检查，并不怎么严厉，大约还是由于没有什么读者之故，照这个情形下去，我恐怕这些书店不久就要关门”⑥。1929年，诗人卞之琳来到北大求学，故都的衰落与破旧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展现在面前的学校景象是一片“断垣废井”，因此“总会起一种惘然的无可奈何的感觉”⑦。 由于原来附着于“国都”地位的城市发展动力逐渐丧失，北平民间与官方都在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文化因素被凸显。《大公报》刊发文章指出：“北平之特色，即在文化之价值，故最宜于设为教育区。而首都南迁，北平去政治中心甚远，环境洁净，尤便于讲学。况其风俗质朴，人情敦厚，于青年之精神修养，复较南方之浮嚣隐糜为适宜。”因此希望政府集中全国之“学者大师，广开黉舍，努力学问”，“则十年廿年之后，中国之建设人才，胥可于此中取给。所谓南方成革命之首功，北方居建设之先导者。”⑧ 民间的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就提出，北平有“壮丽之建筑，佳美之气候，蓊蔚之树木，便利之交通，加以种种文化设备……学校之多甲于全国”，可汇聚全国学者和求学青年，建成文化、教育中心⑨。时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则表态，北平“原有学校，多属最高学府，讲艺之风，逾于邹鲁，加之故宫之文物，焕然杂陈，各图书馆之册籍，庋藏丰富，其足以裨益文化考证学术之资材，几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文人学士之乔寓是邦者，亦于斯为盛，市府要当整理社会，修废起顿，以期革除旧染，溶发新机，使秩序宁静，环境改观，以为国家振兴文化之辅助，此职责尤不可容缓者也”⑩。 文化因素被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人士共同强调，确实是因为文化价值作为北平的特质与优势最为明显，落实在具体层面，首推独一无二的优质学术与教育资源；其次，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物质遗存，包括古建筑、古物等，也是故都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对于当时北平的这种城市特质，钱钟书曾用他特有的文字描述：“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11)钱氏此语虽带调侃与讥讽意味，但北平在文化资源上的优势确实非常明显。 北京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聚集着一批一流高校以及国家级学术、文化机构，作为学术中心的地位当仁不让。虽然整个1920年代由于局势动荡、经济萧条以及日益紧张的政治空气，北京的高等教育领域遭受了重大的冲击，但凭借深厚的积累以及长期形成的惯性力量，经过短暂的萧条与过渡时期之后，在文化与学术领域重拾元气，重新焕发活力。在与新兴势力如上海、南京等地的抗衡中，学术中心的地位仍然牢固保持。1933年6月，傅斯年在致丁文江的信中指出：“‘北平为中国文化中心’一说，是非且不论，北平之有学术空气，他处无之，乃是实在。”(12)1933年出版的《北平学术机关指南》仍然在前言部分强调这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北平一市，学术机关甲于全国，其原因固由于历代都会所在，实亦文化之中心区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