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十余年来，在汉语知识界最获关注的政治哲学家，不是罗尔斯(John Rawls)，而是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由刘小枫、甘阳等学者所引领并掀起的“施特劳斯热”，使得学界一时间人人均把施特劳斯挂在嘴边，此热至今余波未歇。在过去十年中，就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及其在汉语学界之影响，我已撰写有多篇论文予以检讨。①本文旨在对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之内在路向问题，进行一个学理层面的考析，并进而对政治哲学自其古典发端处所形成的两个相反路向作一思想爬梳。 毋庸置疑，施特劳斯当之无愧是现代政治哲学(施氏笔下直接等同于“现代性”)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代之以象征历史之终结的自由民主政制，他主张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在一些文章中，施氏将这一古典政治哲学路向称之为“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Socratic political philosophy)，但在更多的场合，他则使用“柏拉图式政治哲学”(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提法，甚至在行文中经常用连词符将这师徒二人串在一起——“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然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同他这位最著名的学生之间，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分歧。这个分歧，根本性地致使政治哲学生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向。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间的路向性歧异，我们可以阐述为“否定性哲学”与“肯定性哲学”(形而上学)之争。 苏格拉底所开启的哲学进路，是一个否定性的进路：苏氏并不认为真理(终极真理)可以为哲人所抵达——“我唯一之知便是知晓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思想实践，一种最具德性的生活形式(“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将自己曾比作一只专事叮咬的“牛虻”的苏格拉底带给雅典城邦中的公民们，首先便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因为苏格拉底所质疑的——如“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城邦”等等——正是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毫无疑问的、看似再正确不过的常识。然而，苏格拉底式质疑，却并不以自身知晓关于这些问题的“绝对答案”为依托。坦陈无知即自己唯一之知的苏格拉底不在一个真理—逻各斯的位置上发言，并不认为哲人可以最终获致那关于整体(the Whole)的知识。通过不断致使他的对话者遭遇他们自身之位置的不连贯性，苏格拉底恰恰是占住了逻各斯本身核心上的黑洞；这个深渊性黑洞，在对逻各斯的永恒质疑与否定中显现自身。为了这种以否定性为核心的越界性的激进批判实践，苏格拉底所投入的，是自己的整个生命。 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既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和其言行的主要记载者，又是乃师的直接背叛者：苏格拉底对现实的批判以否定性的无知为底色，而柏拉图的批判则以肯定性的知识(真理)为宣称。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家，柏拉图认为哲人可以从“洞穴世界”上升到“真理的阳光”之下；正是基于这一本体论，柏拉图心目中最理想的政制应是哲人治理(“哲人王”)。诚如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论，在柏拉图这里，“只有理型的世界里的一切，才‘真正地是’(really is)；日常感知的世界，则在‘是与不是’之间，仅仅是表象，或像是一个梦；只有‘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而‘形成’(becoming)只是信仰或猜测的对象”。②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式质疑便与苏格拉底式质疑全然不同：柏拉图是以肯定性的进路——即，先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是”(Being)——来反对日常世界。该进路的形而上学预设就是，哲人能够抵达“理型”世界(真理世界)，能够获致关于整体的知识。这一预设“真理”能够在握的哲人王事业，确实同苏格拉底基于一无所知的哲学实践纯粹相反。不管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还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要“瓦解”(destruct)或“解构”(deconstruct)西方形而上学，都不得上追到柏拉图。 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打开的张力中，古典政治哲学便呈现两条相反走向：既可以成为一个否定性的政治哲学(苏格拉底路向)，也可以成为一个建立在形而上学之绝对性根基上的肯定性政治哲学(柏拉图路向)。而过去的五十年，则见证了政治哲学从肯定性路向向否定性路向的转变——笼罩于西方思想界的形而上学浓雾逐渐为“后形而上学氛围”所取代。晚近二十年兴起的以拉克劳(Ernesto Laclau)、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巴迪欧(Alain Badiou)、齐泽克(Slavoj
)为代表的欧陆“激进左翼”政治哲学浪潮，乃标识出了否定性政治哲学的当代形态。尽管这些学者之政治哲学主张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共享这一根本进路，即，把“自然”、“关于整体的知识”(即“真理”)等本体论上的绝对(the Absolute)，否定性地阐述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结构性的空白位置。当关于“自然”的实定内容结构性地保持空白，当“关于整体的知识”为哲人的实践所朝向、但永不能到达(苏格拉底式的永远“在路上”)，这个时候，政治哲学所采取的，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进路；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激进政治哲学。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