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狂飙突进式的“超现实主义”发展期后，《创世纪》诗刊经过短暂的调整，在复刊号中将未来的发展路向确定为：“在批判与吸收了中西文学传统之后，将努力于一种新的民族风格之塑造”①，并在七十年代后积极倡导“融合现代与传统”的新诗现代性道路。不过，尽管“超现实”时期在《创世纪》60年的发展史上仅仅占据了六分之一强的比重，而且那也是诗坛内外争议颇多的一个时期，但“超现实”时期的《创世纪》还是以巨大的光环效应使其之前之后的诗艺探索显得黯然失色。值得注意的是，“超现实”显然不能涵括《创世纪》诗人们的全部诗学特质，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创世纪》诗人们也曾不断地修正他们的“超现实”观念；那么，在历史视域中重新审视《创世纪》的发展历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理论建树及其文化价值，就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探究的问题，它不仅能够重现历史现场，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超现实”之后：《创世纪》的文学史命运 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谈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特色，都会重点评介《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在推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诗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讨论重点侧重思潮流派发展脉络的梳理，或是评述相关文学论争的观点，品鉴代表性诗人诗作的特征。与此相应地，同《创世纪》相关的部分，大多是浓墨重彩地评介其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与写作试验，同时作为诗艺探索发生转折的前提，提及《创世纪》早期“新民族诗型”的口号及其局限，而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论建树及创作转型则语焉不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学史著，如白少帆、王玉斌等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吕正惠、赵遐秋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②等，都采取依照时序与文类，在某一时期中选取最突出的“文学事件”来描述文学史面貌的写作策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坛，自然是要由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思潮平分秋色，因此对“超现实”之后《创世纪》诗人的观念转型只能给予少量篇幅的观照，难免给人繁华过后，归于沉寂的印象。 文学史写作近似大浪淘沙，而且受历史观、美学观等因素影响，文学历史的版图不断地被研究者以做“加法”或“减法”的方式进行修正，因此，如此呈现《创世纪》在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历史位置，也是著述者的一种历史态度。不过，当鲜活饱满的历史样态被挤进历史叙事的轨道，为适应轨迹的需要而不得不做出某些取舍时，我们还是需要对那个塑造过程保持反省的能力，因为“文学史叙述的症结之一就在于常常会将历史事实进行趋于本质化的概括，当我们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时，注定会因对共性的统筹性考察而忽略或遮蔽了某些个性化的探求。”③针对《创世纪》的研究状况，台湾研究者解昆桦也曾提出如此疑虑：“检阅目前数量庞大的《创世纪》研究论述，却可发现其中确实‘累积’了不少问题”，而其中之一便是“对《创世纪》‘超现实’的刻板印象挥之不去……其中症结点在于论者对《创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诗社史的认识不足。”④他分析问题起因，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创世纪》诗社所累积的资料太过庞大，使得相关论者在诗史论述上，往往以对《创世纪》概括式的刻板印象，便宜为之。连带使得当前《创世纪》诗社的研究，始终难以切中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的事实。”⑤这的确是赋予洞见的思考。 不过，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说，很多时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取舍决断却不是因为“资料太过庞大”，而恰恰是受政治因素影响造成的资料短缺。曾有文学史在论及《创世纪》诗人群时，尝试评判《创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学特征，如王晋民主编的《台湾当代文学史》，列专章概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列专节讨论“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浪潮——现代诗运动”和“对台湾现代主义的历史评价”。考虑到此前两岸文化交流受政治历史因素影响，在资料信息渠道方面有诸多不便，著者特别详尽地引用了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和洛夫的《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两篇文章，并评价说：“《创世纪》初期提倡‘新民族诗型’。……但是，从第11期开始，《创世纪》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高高地举起现代主义的旗帜，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公开地提倡和引进超现实主义。”⑥继而从思潮溯源、哲学背景和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诗观进行了详细评价。虽然在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文坛的面貌时，论述重心也转向乡土小说论战，但在后面专论《洛夫诗歌》的一章中，刻意增加了一节：《从“超现实主义”到“回归传统，拥抱现代”——洛夫的诗论》，从“接近自然”“学习‘静观’”“境界”等几个层面，阐述洛夫诗论同传统精神的相通之处，是尝试补充“超现实”之后《创世纪》诗人写作面貌的一种努力，可惜立论主要依据洛夫的《诗人之镜》《超现实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和《回归传统，拥抱现代》等几篇理论文章阐发而成，未能透彻阐明所谓回归以后的“传统”——“已经是在‘现代’基础上的传统”⑦——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诗学质素？概因资料受限，未能给阐释者提供更多的考察空间。 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因为曾见证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在做史论时能够持有历史整体观的视野，如萧萧的文章《创世纪风云——为文学史做证·为现代诗传灯》⑧，用“《创世纪》年轻时的气质”“‘新民族诗型’的初议与检讨”“《创世纪》的性格”“草来初辟，繁花旋生”和“‘绿荫时期’的作为”“《创世纪》走进八十年代”等概述界定《创世纪》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将“超现实”之后的《创世纪》界定为“绿荫时期”，是形象并具有历史感的观察；时隔十年之后，他在另一篇文章《〈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新民族诗型”与“大中国诗观”之检讨》⑨中，将《创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诗论观点进行历史脉络的追溯和比较研究，是对此前研究的一种丰富和补充。杨宗翰在《台湾新诗史：书写的构图》一文中，辨析了文学史书写中面临的三个层次(文学实践史、文学史实践、文学史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任一部文学史(书写)要达到真正的可能，唯有先清理掉以下三个怪兽：民族国家、演化/目的论、起源迷恋”⑩，主张“把历史还原为文学本身”，“入史的准则——1.创新2.典型3.影响”(11)，据此原则开列的台湾新诗史书写构图中，洛夫等人的创作被分别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以呈现其创作的变化及动态连续性。如此布局谋篇，当然也是为反拨文学史书写中对作家的评介重前期轻后期、顾此失彼等问题。上述两位研究者都有追踪研究台湾现代诗的经验，所提问题可谓切中肯綮，但要把设想融入具体的文学史写作实践中，显然还需要诗歌研究者们做更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