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5－0023－08 丁玲的《关于〈在医院中〉》(草稿)最初是2006年夏由王增如在陈明收存的旧物中发现的。后来，此稿由王增如以《一份未发表的检讨——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草稿》为题在2007年召开的“第十届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披露。同年，先后在《书城》第11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6期上发表。此稿面世之后并没有受到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目前仅见王增如的上文和根据上文加以增饰的《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1]和吴福辉先生的《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2]两篇专文。另有郭冰茹、秦林芳、李振、孙红震、李秀荣、张丽英等为数不多的论文涉及此稿[3]。这篇未发表的“作家检讨残稿”是“可以切入进去，深入研究解放区文学的”，但是，却并没有学术界的应有重视，这是十分可惜的①。 根据王增如的推测，此稿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42年的下半年，而且极有可能是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关于这篇草稿的性质，王增如认为，“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丁玲在这篇文章里，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作了检讨。”[4]吴福辉先生也认为它是丁玲在一定压力下无奈的检讨。不过，吴福辉先生的判断与王增如先生的判断稍有不同，他认为，丁玲的此稿，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会用要革命、求进步的真心实意去检查；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会倾吐创作的真实思路，不加掩饰地袒露内心。”“这两种声音在丁玲的这份草稿中是矛盾的。这篇草稿是一个多声部未完的‘检讨’”[2]。我的看法与吴福辉先生的看法相近。我所关注的是，这个检讨中的多声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检讨？这样一个多声部的检讨能否给我们提供延安文艺整风过程中丁玲转变的新理解？ 一、不合格的检讨 按照商昌宝的考察，“检讨”这一“党内民主的方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最鲜明的标志”是从延安整风，也就是丁玲的这个草稿写作的时期出现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检讨成为“整风的固定程式”[5]7、5、6。不过，丁玲写作这个检讨时，检讨八股还未完全成型②，虽然此稿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写成的，其中也有检讨的成分，但是，丁玲的这一检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都是虽有检讨之皮，但缺少检讨之实，或者说，这只是一篇并不合格的检讨。 一份合格的检讨，首先要承认“错误事实”。丁玲的“错误事实”是由燎荧1942年6月10日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一文所揭发出来的。燎荧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基础的，对《在医院中》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是典型的毛文体。在燎荧看来，《在医院中》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没有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规范去描写“对象的本质”，而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第二，“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第三，没有写出“陆萍从非无产阶级走进无产阶级的队伍”的“改造过程”。丁玲对陆萍跨过荆棘，在艰苦中成长的描写，“是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而新现实主义的方法，则是：与旧现实主义不同，强调个人与集体的不可分离的。”基于上述理由，他将《在医院中》的错误归结为“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象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6]274－281。 燎荧文章的“毛文体”色彩是那个时代刚刚建构起来的具有巨大穿透力的文体，这对丁玲的压力应该说是很大的。加之之前对《三八节有感》有组织的批评，使得这种压力更加明显。丁玲写作《关于〈在医院中〉》的目的主要是回应燎荧此文。不过，从她对“错误事实”的认识态度上还没有达到老老实实全盘接受的地步这一点来看，丁玲对当时新兴的毛文体还并不熟悉。检讨中承认“错误事实”关键不在“错误事实”的真假，而是检讨者的态度应该“老老实实”。从稿子的修辞方式来看，丁玲显然还没有完全熟悉检讨这一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普遍方式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在“群众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使检讨者——引者)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7]49。她在此稿中的主要目的是自白——是解释、说明，也是驳难。稿子原本有“自白之一”的字样，这是能够说明此稿写作本意的证据之一。除此之外，在稿子的7节中，自白的声音也远远高过检讨的声音。在《小说的产生》和《所谓理想》两节中，丁玲一再强调《在医院中》出现的“积极性的企图”，是“企图在一群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女孩子里面，放一点客观进去，使她们的感情在理智之下滤过，比较现实和坚强，这个企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这个人物的任务便是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做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虽然她也在稿子中承认，她因“不够具备”对“人物的环境，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环境所采取的态度(立场)”的认识而不能“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因此使小说的“企图落空”。但是，丁玲又认为，燎荧所要求的作家作为生活的“裁判者”，“站在他的阶级的尖端，来否定与肯定”，也必须顾及到文学的独特性——即要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打动读者——“作者要在这样一个拟想的人物身上，达到所规定的任务时，首先他要把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感情，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从后面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丁玲看来，陆萍就是这样的一个具有生活逻辑的形象。在《所谓理想》一节的最后，丁玲用了一个假设句表达了对燎荧关于她的责难——“《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的拒绝：“假如我硬幻想出一些动人情景也可以做到的(即通过所谓的攫取扼要的例子来烘托人物——引者)，但人物一定是死”。这句话的潜意味就是：她不能脱离自己的体验来生造一个符合政治上正确的人物。在《我的打算和安排》、《陆萍与我》这两节中，丁玲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假设完全由我凭空创作，没有一点事实做根据，也许可以写出一个人物，或几件特别的事，但那一定会流于伪装的英雄，可佩服不可亲近，但这样的写法在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都是不取的，我曾说我是把两个欲念纠缠在一起，而随便使用了那个产科助手，其实也是事实不得不叫我先拿定一个模特儿，然后加上许多东西去较为容易。也许我因为别的机会，舍弃了产科助手而取了另外的人，但总之这个模特儿决不会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精神上不通来往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见，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接触到我的理想人物。……我还是在依照着我的打算安排我的人物和事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这里加了着重号的部分可以让我们透过检讨的表面看到丁玲对于自己的文学经验和所塑造的陆萍这个形象的自信。她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比较写了一点东西的人”的自豪；她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陆萍的喜爱：虽然陆萍仍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员，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在草稿关于此节的一种开头中，丁玲删去了曾经更露骨的对于陆萍的认同：“陆萍与我是分不开的。她是我的代言人，我以我的思想给她以生命”。《陆萍与我》这一节现存3个开头，我们虽然已经无法辨别哪一个开头是当时丁玲最真实的意思的表达，但其中至少有2个表达了对于陆萍的认同。这也足以说明作者对陆萍这一形象的自信。对于其中一个开头把陆萍判定为“还是一个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我想，丁玲也许该有很多的不情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