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4)04－0001－010 1899年暮春，旅居东京的梁启超(1873—1929)在犬养毅(1855—1932，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帮助下结识了孙逸仙(1866—1925)。①与梁氏相似，此时的孙逸仙也因反抗清廷而被迫流亡海外。然而不同的是，梁启超追随着恩师康有为(1858—1927)继续图划维新改良，孙逸仙则致力于开拓另一条更为激进的革命之路。尽管如此，孙文革故鼎新的气魄和思想已然触动了梁启超，并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改良主义方略。在随后的五年里，“革命”一词在梁著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创造性地出现在了他的演讲之中。尽管1904年之后，梁启超的政治热忱再度转向，但是“革命”，作为一个新兴词汇，早已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王权政体。 本文着力讨论的也正是梁启超在该时期，对“革命”这一理念的关注。不过，相对于梁氏的政论文章而言，笔者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他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最初连载于日本横滨的小说杂志《新小说》，随即受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开路先锋般的礼遇。这篇小说不仅囊括了梁启超在这一时期充满矛盾的政治思想发展轨迹，也生动地呈现出他投身革命活动的迂回路径。就其自身而言，《新中国未来记》对之后数十年间中国革命走势的展望竟一语成谶。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其间革命文化政策与文学信条的演进与流转无一不可在这篇小说中寻觅到些许端倪。 《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一篇科幻小说，将中国投射到了1962②年。在梁启超的描述下，此时的中国业已迎来新的太平盛世，成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大国。但梁启超显然对中国获得政治文化至高地位的路径有些犹疑，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本身也没有完结。尽管如此，小说现存的部分对当时那一代读者来说，在鼓舞革命热忱上仍然具有撼人心魄的感召力。梁启超此时对理想革命方式的探索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已然成为泡影，但他以小说的形式所展现出的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与“新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笔者将尝试检视梁启超展开其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政治想象与政治行动往往相互作用。然而，他的计划最终因历史的偶然性与叙事策略的“内爆”而被迫终止。第二部分，笔者将对《新中国未来记》的文本加以细读，除了“革命”之外，将集中讨论文本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未来”。笔者所关注的问题在于，梁启超如何在一种“将来完成式”叙述中调动起他关于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诸如闪回与预叙如何构成他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在第三部分，笔者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重读梁启超的革命方案，进而考量这部出版于一个多世纪前的小说，在小说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上，对今天的读者是否仍具有启迪意义。 一、作为小说的“革命”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针对现代革命的经典研究中坚称，“革命”之所以能够调动民众去努力改变社会政治的现状，主要因为它可以激发出一种“创新性的感召力”③。对叙述与政治活动的互动关系别有会心的阿伦特随即指出，这种“创新性的感召力”正是叙述的动能之所在。在《论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通过对公共领域里故事展演的研究推溯城邦制度的起源。在她看来，讲故事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有组织的追忆活动，它强化了城邦民众对过去和未来的历史性感知，进一步凝聚了讲述者与听众的关系，从而也为国家政体的开放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讲述故事——叙事——不再只是一种叙述性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能够培养自我表现能力的言语活动。[1]城邦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伴随这样一种言行活动出现的人的组织形式。对故事的重塑也因之与对历史的重塑密切相关。阿伦特从叙事所具有的感召力中得以想见现实革命所具有的爆发力。 阿伦特的研究所涉之历史语境与本文的中心议题相去较远，但她有关革命与叙事的思考，仍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在现代转向进程里是如何相伴相生的。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立杂志《新小说》，并在创刊序言中，针对小说与革命的关系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论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758－760 尽管“革命”一词并未在文中出现，但梁启超对“新”的论述却显然与“革命”有关。对梁氏而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这种力量可以改变整个社会的各项事业，从政治学到伦理学，从国家的建立到个人的实践。总之，《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梁氏革命方案的动力之源。 也许有人会指出梁启超的这篇宣言略显夸张。冷眼观之，甚至可以将它看作对儒家“文以载道”观念的又一次老生常谈。但细读之后，笔者却发现，梁氏的确在宣言中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梁启超所谓的“小说”兼指叙事性创作和用白话写就的戏剧，而这类作品由于带有诸多平民化倾向和些许庸俗的旨趣，始终未能见容于古典的正统文学。因此，梁启超突然将其拔擢至关乎国运兴衰的高度，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既有文学制度的有力挑战。此外，他并没有单纯地将小说看作传递革命理念的媒介，而是坚称“新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明晰有力的言语实践活动，可以开启民智，鼓舞民众畅想未来并将革命理念付诸实践。有鉴于阿伦特关于革命与叙事的讨论，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梁启超所谓革命的言说之力究竟指什么？他的“小说界革命”所要引起的政治作用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小说界革命”应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