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受章太炎先生影响，于传统文学之中，偏习魏晋文章，不喜唐宋八家之文，同时积极倡导白话文，把刚刚诞生的白话文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一切迹象都表明，鲁迅对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的桐城文章不可能有很高、甚至很客观的评价。 一 鲁迅师友与桐城文章 鲁迅对桐城文章的直接评价并不多，并且受到“五四”时代风气和同人的影响较大。为考察鲁迅与桐城文章的关系，不妨先从这个问题的外围了解与鲁迅同一时代的“五四”同人对桐城文章的评价。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及鲁迅的胞弟周作人等对桐城文派都有评论，这些评论因其立场、动机和目的之不同，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对桐城文章持坚决批判态度的，把桐城文章贬低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其“妖魔化”，必欲彻底推倒而后快。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钱玄同和傅斯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中指出：“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并认为“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陈独秀是革命家，此文章亦是“革”中国传统文学之“命”，带有明显的陈独秀式的论说风格：但求批判得酣畅淋漓，不求全面公道。从上文可以注意到，陈独秀已经开始把“归、方、刘、姚”等归之为“妖魔辈”。真正提出“桐城谬种”的则是“五四”时期另一位闯将钱玄同。同是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函，认为：“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此后，钱玄同多次提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的流行语。 相比于陈独秀的“革命”论调及钱玄同的“骂战”，与陈独秀、钱玄同同一战壕的傅斯年关于桐城文章的批判文章《文学革新申义》则显得较有批判力量。 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序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瓣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必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矱，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苛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矱果何矩矱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矱，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虑戕贼性情之矩矱，岂不宜首先斩除乎？傅斯年这篇文章确实能切中桐城文章的弊病，所以不惜行文的板滞，引录于此。 第二种是对桐城文章持部分肯定态度的，肯定桐城文章“清通”、有“章法”，同时指出了桐城文章思想的落后，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章太炎、胡适、周作人等。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这样评价桐城文章的“义法”：“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悦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稍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然是为中人以上言尔。桐城义法者，佛家之四分律也。虽未与大乘相齿，用以摧伏魔外，绰然有余，非以此为极致也。”章氏认为桐城文章讲“义法”，虽然不是为文的“极致”，但是“有物有则，雅驯近古”，“在今日，亦为有用”，可以对当时报章小说文风之弊起到纠正的作用。“五四”时期较早对桐城文章进行评价的是胡适，正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才引起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后来钱玄同和傅斯年的关于桐城文章的评价。但是正如胡适文章的标题“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批评了“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的现象，但并没有对桐城文章的代表发难。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桐城文章有较为详细的评论：“平心而论，古文学之中，自然要算‘古文’是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骈文的弊病不消说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故桐城的中心，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他们有时自命为‘卫道’的圣贤，如方东树的攻击汉学，如林纾的攻击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载道’的话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胡适肯定桐城文章的通顺，批评了学界的那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胡适还点出了桐城文章为以后新思潮的引人所起到的预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