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关于小说是民族秘史的观点被《白鹿原》扉页转引后引起广泛认同。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小说与报纸等印刷媒体为“重现”民族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小说想象与民族想象同源①。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陈晓明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文学历史化的问题并以“历史化”和“现代性”统领全书的论述，他在“绪论”中即提出：“‘历史化’与现代性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化’的冲动植根于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现代性依靠‘历史化’来体现。”“文学的‘历史化’就是文学叙事最终会建构起可理解的历史性，现实主义通过再现的手法，使得那些讲述的内容‘成为’客观的历史存在，并且使之具有合法性。”②写作是为了进入历史，因为“逝者如斯”，人生易朽。“立言”自古就是对抗短暂人生、通向不朽的手段。在建构民族国家的目标统领之下，2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历史化的倾向格外醒目，历史兴亡感也是中国文学最高境界的重要维度。在小说的旗帜下，有专门书写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在“茅盾文学奖”这个四年一评的国家最高小说奖中，历史小说也有其一席之地。可见，小说与历史既有历史渊源，也是现实话题。 以朝代更迭为结点的历史表述和以农民起义为主的历史小说形成了我们想象历史的基本方式：支撑历史叙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历史被缩减为压迫与反抗，在阶级史观的观照下，暴力革命这种导致历史断裂和剧变的时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并成为叙述的歌颂对象。时代话语与意识形态互相规训，语言暴力充斥整个时代，粗鄙疏陋的想象方式横行。为了有效地反抗这种单一史观笼罩下的叙述方式，作家们在《红高粱》、《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温故一九四二》等虚构历史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历史处理方式：将重大历史日常化、亲历化，尤其是将革命、战争情爱化，并引入广大的混沌的民间维度。这种崭新叙事面貌曾让人为之一振，感觉清风扑面。但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处理方式很快就碰到了它的困境，当历史的重压被驱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的失重。21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使得历史小说写作陷入了戏说、胡说的怪圈之中。更严重的后果是，伴随消费主义的兴起，许多小说家不同程度地放弃历史化的努力，将历史降格为戏谑、娱乐的材料。文艺作品对历史越来越随意的处理方式遭到普遍的质疑，历史深度的丧失被认为是小说失重的原因之一。小说如何营造历史感以及重建庄重的历史观再度成为问题。此时，海外新移民小说强劲登陆恰好在这方面提供了借鉴。下面将详细论述这些作品如何想象历史，以及小说历史感的营造方法。 一、对民族痛史的再想象 根据安德森的考察，民族主义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目标息息相关，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使民族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战争相影随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形象地演绎了民族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内在关联。民族之间的战争比过去为改朝换代进行的民族内部斗争对国家的历史影响更甚，因为它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在柯林伍德看来，“世界”这个概念本来就有一个地理概念演化成历史概念的过程③。在早期，帝国通过暴力战争进行扩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叙事同样表达了这种武力扩张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战争题材成了纯历史情节的中心题材，几乎是唯一的题材。”④战争带来巨大的伤亡，这种伤亡不同于自然灾难带来的死亡，因为这种死亡背后始终贯穿着人的思想，历史事件不同于自然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意志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而在所谓的“天灾”中，人类的心灵几乎不起作用。 编年史着重突出战争起止年、中国历史兴亡被浓缩为朝代更替史都凸显了这一点。回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抗日战争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围绕抗日产生的文艺作品数量相当多。今天，抗战的影视作品仍然占据播放的黄金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突出”的美学原则依然潜在地影响这些作品的创作，人物多少都有一些漫画的失真感。 如何面对这场持续八年并改写国家历史方向的战争？孙隆基指出：“海峡两岸尽管在争夺抗日之功劳，但到现在连一部像样的通俗中日战史都没有，不要说对整个日据时代各方面的详细研究了。”⑤为什么痛史要么被遗忘，要么被如此戏谑地处理？死于集中营的每位犹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死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中国人却成了冤魂野鬼。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使我们不愿直面甚至蓄意遗忘自身的羞耻史，躲在所谓的“正义者”的盔甲中自我麻醉、得过且过，这种虚弱的历史态度导致今天抗日剧中种种自大的现象，用自欺欺人的麻醉品来安抚、麻木民族的灵魂。久而久之，不只是通俗文艺回避历史，严肃文学艺术同样尽量避免去碰触尴尬、痛楚、屈辱的历史真相，进而使广大作家失去了审视自身历史的能力。江南这个盛产文人、作家的地方却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抗战题材的力作。 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尤为可贵。二人长期在西方生活，受不同文化和历史观的影响，接触到的相关图片、口述史等所表现的史实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情感，他们希望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驳斥虚假的面纱和秩序的荒谬。哈金动用了“安魂曲”这样肃穆的、带宗教意味的标题，这与他的西方生活经验相关。这两部叙述抗日题材的小说都将西方的传教士等第三方的力量拉进叙事舞台，没有单单呈现中、日双方。一方面这吻合历史实情，另一方面也使叙事受到第三方力量的介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再是快意恩仇式地处理历史。全球化在他们笔下不仅表现为视野，还具象化为人物设置、叙事空间、宗教情感和民族立场。叙事不再被胜利者垄断，小人物和他者的日常生活都被历史的光芒照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