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126－08 近年来，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叙事题材的汉语文学创作发展迅速，一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叙事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丰富了当代文化的整体构成。然而，“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1](P141)，作为主体认同基本内容的性别认同也成为探究叙事文本之文化内涵的维度之一。在此，选取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阿来)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作为研究个案进行阅读比较，考察作品中性别叙事所隐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的傻儿子“我”为叙事人，解密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土崩瓦解的传奇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则通过年届九旬、身为本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自述，揭开了古老的鄂温克部落百年间的荣辱兴衰。两部小说在整体架构上不乏相似之处。首先，作品均聚焦于处在本土文化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生活，叙事视角取自民族内部，同时又带有一定的间离性——《尘埃落定》中的“我”并非麦其家族理想的继承人，却阴差阳错地成为“最后的土司”；《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叙述人则以酋长女人的身份，始终置于权力秩序之外和民族秩序之内。其次，二者都以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秩序构成的猛烈冲击作为叙事的时代语境。在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博弈构成了文本在叙事结构和审美价值等层面的艺术张力。 两部小说涉及的康巴藏族和鄂温克族，分别位于西南高原和东北密林，一个以农耕畜牧为业，一个在游牧迁徙中生活。前者信仰藏传佛教，后者传承萨满文化。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还是民族心理，均有明显差异。然而，相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而言，他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少数民族①。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如果我们将少数民族理解为“处于边缘文化的一个整体，内部有着相应的逻辑关系”[2](P28)，那么，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一定程度上便具有了同构性的身份属性。基于特定的边缘位置，这种民族文化身份有可能作为一种“表达的策略”[3](P16)，隐藏于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 除了整体架构相近，这两部书写不同民族生活的文本还存在一些具体的互文性叙事。例如，小说均描述了本民族对于传统宗教(或类宗教)的信仰——康巴藏族的藏传佛教、苯教；鄂温克族的萨满教、泛神(雷神、风神、火神、山神等)崇拜。又如，作品均用一定的篇幅描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巫术法事、祭祀仪式等——《尘埃落定》中的门巴喇嘛通过施巫术、熏香、念经的方式神奇地治愈了“我”的眼疾；《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尼都萨满以“跳神”的方式为姐姐列娜治病，最终将列娜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此外，每当古老的民族受到来自战争、灾荒、社会变革等各方面的冲击时，巫师的法术以及智者的箴言都会进发出神奇的力量，助其转危为安，从而有着颇为浓郁的神秘意味。其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具有前现代属性的民族文化习俗的描述是以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二十世纪作为叙事语境的，小说因而具有了一定的“返魅”色彩。 “返魅”(re－enchantment)一词派生于“祛魅”。所谓“祛魅”(disenchantment)，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之祛魅”，即“抛掉纯粹是巫术性或秘仪性的恩宠追求手段”[4](P433)，拒绝“任何仰望巫术—圣礼以发挥救赎作用的心理乘虚而入”[5](P82)，也就是用现代的科学理性来消解传统宗教一体化的神学世界观。它是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转型的产物。此外，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社会学中“理性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概念，即从一个以价值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转变为一个以目的为取向和行动的体制，并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最起码的前提就是：合理的资本计算制度成为一切供应日常所需的大营利经营的规范”[6](P150)。因此衍生出学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述：现代化是一种不断祛魅化、理性化的过程，而“返魅”则是对现代化进程带有一定反动性的实践。具体到这里所考察的两部长篇小说中的“返魅”②叙事，一方面，它们依托本民族文化身份，对现代化予以带有传统文化惯性内在需求的抵抗；另一方面，通过追溯传统文明的方式探寻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于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祛魅”与前现代民族文化所具有的“返魅”诉求之间的对抗与交织构成了两者特色鲜明的互文性叙事。此时，“返魅”显然已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面对危机寻求自救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文化策略。 然而，借鉴性别视角深入文本便可发现，这一“返魅”的意味在不同性别的作家阿来与迟子建笔下，有着复杂的文化纠缠，呈现为不同的文学表达。 在《尘埃落定》的故事中，传统文化的沦落始终与固有的统治危机紧密相连，现代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落后的”边地文明，更威胁着土司制度的存亡。一种因固有统治秩序被破坏而不能完成或者被迫中止完成某种特定行为的焦虑感构成了小说的情感基调。这种政治领域的失落感，在作品中呈现为一组具有象征意味的“阉割”叙事。小说开始，当麦其家族凭借现代化武器所向披靡之时，本应雄姿勃发的麦其土司却在自己夺来的女人央宗面前败下阵来。面对央宗“身上撩人心扉的野兽般的气息四处弥散”，麦其土司无奈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这一阵疯狂过后，就什么都不会有了”，悲观情绪由此而生。③后来，当聪明人哥哥被仇家杀害，“我”成为麦其土司唯一的继承人时，寄托着传承家族血脉希望的塔娜却被印度传来的“粉红色药片”(避孕药)“烧干了阴部”。“我”无法再要她，也“不会再生儿子”，家族的传承被迫中断。而在“土司们最后的节日”中，完成对土司制度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一群身染梅毒的妓女。随着土司们的男性生殖器不断溃烂，“阉割焦虑”的情绪表达可谓达至顶峰。至此，“阉割”构成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贯穿了作品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