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派，这个在当代诗坛最广为人知的诗歌群体，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年“文革”结束后，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从蛰伏、酝酿到爆发，充当了时代的先锋。朦胧诗因独具特色，几乎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新诗的代名词。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朦胧诗和朦胧诗论争在全国范围掀起一股新的诗歌风潮，中国诗歌因此而展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和魅力。这个过程除了朦胧诗自身的艺术特色外，与重新复刊的一大批报纸、杂志、期刊等大众媒介的鼎力传播也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国刊《诗刊》，它在朦胧诗潮的兴起与终结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诗刊》既是朦胧诗从“地下”转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推手”，又是在政治话语压力下批判朦胧诗的主力，《诗刊》在朦胧诗的兴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从《诗刊》的杂志特点出发，分析朦胧诗人在《诗刊》上发表作品的情况，进而分析《诗刊》中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章，探讨作为诗歌“国刊”的《诗刊》在轰轰烈烈的“朦胧诗潮”中所起到的复杂作用。 一 《诗刊》的复刊与朦胧诗的兴起 1957年1月25日，《诗刊》第一期创刊号诞生了，打头的就是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①这句话奠定了《诗刊》以发表新诗为主的风格。在创刊号编后记中，编者热情洋溢地宣布：“诗刊”现在创刊了！随后综述了第一期刊登的内容，并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创作出优美的作品，踊跃投稿。国家领袖的关心和《诗刊》编委会的强大昭示着《诗刊》是诗坛的“国刊”。创刊时的主编是臧克家，副主编是严辰和徐迟。编委中有田间、艾青、吕剑、沙鸥、袁水拍这些文坛重量级人物。随后进入诗刊编委的还有卞之琳、郭小川等一批知名诗人。有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高规格的编委和纷至沓来的优秀诗歌，《诗刊》迅速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它的第1期印数为30，000册，由于反响热烈，订阅数字还在创刊之前就远远超过了印数，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纷纷写信汇款到编辑部，第1期很快就再版一次，加印了五千本。第2期的印数猛增至57，458册，至第4期印数达到73，240册。由于物资紧张，《诗刊》使用两种纸张印刷、定价发行：道林纸本每册四角，报纸本三角。直至当年第12期，印刷数达86，045册，几乎是第一期初始印刷数的三倍，《诗刊》的红火可见一斑。 创办伊始，《诗刊》刊发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块：诗歌、诗评、诗坛活动消息，囊括了诗歌创作、外国诗歌译介、诗集评介、诗歌评论、诗坛活动讯息等。不断推出新诗歌、新诗人，是《诗刊》的重头戏。选载刊发的新诗创作主题往往与国家社会的动态紧密相连，鲜明地展示出时代节奏的起伏跌宕。在发行的第八个年头即1964年，编辑部在12月1日出版的11、12月合刊号中登载随刊信：“目前，我国各个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为使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从1965年元月起暂时休刊。” 这一“休刊”就是十二年的时间。直至1976年1月，《诗刊》复刊，出版了总第81期。在休刊的十二年里，《诗刊》包括主编臧克家在内的编辑、诗人被下放劳动。在复刊前夕，他们陆续被调回北京，重新为《诗刊》工作。臧克家也重回《诗刊》，担任编辑和顾问。复刊之后的《诗刊》，主编为李季、副主编为葛洛。大概出于保护编委的目的，封底也没有像停刊前那样罗列本期主编、编委名单，而是统一以集体的名义冠名编辑者：诗刊社。 复刊的第一期，毛泽东的两首词作为头条刊发，又一次昭示《诗刊》在诗坛的“国刊”地位。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尚未褪去，这一期《编者的话》中，仍有一股浓郁的政治斗争色彩：“它要充分发挥革命诗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作者大力支持我们，经常监督和批评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为使《诗刊》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这就对《诗刊》的“身份”做了明确界定：它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和意识形态功能。1976年和1977年，《诗刊》所刊发的诗歌与当时的时事政治密切相关，诗歌评论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反击右倾翻案风，纪念毛泽东，批判“四人帮”，反苏修运动等等在《诗刊》中都有所体现。 但《诗刊》毕竟以诗为名，诗意的文学话语才是《诗刊》的灵魂。1978年《诗刊》1月号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965年7月21日写的，但是推迟到13年以后发表，其象征意义非凡。这事实上是向诗人们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谈到诗的形象思维问题。这可以认为是国家领导人对诗歌创作法则的一种批示，意味着诗歌创作有着自己内在的法则，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在1979年1月，《诗刊》社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诗歌如何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胡耀邦在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谈及诗歌创作的相关问题。在国家文艺政策渐趋宽松后，《诗刊》也逐渐回到了诗歌本身。1979年是中国诗坛开始兴盛的一年，“新诗现代化”成为1979年诗坛的最高呼声。何其芳、艾青、公木、孙犁等老一辈诗人们频繁在《诗刊》发表新作。雷抒雁、张学梦、叶文福等青年诗人也多次在《诗刊》上发表作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在我国素有“言志”功能的诗歌成为时代的号角、先锋。有所不同的是，“归来诗人”们似乎还困囿于政治话语，沉浸在迎接新时期光明的诗意言说之中。而青年诗人们则试图在这之外寻找自我，探索新的诗歌语言形式，一批带有新话语方式的诗作在《诗刊》上率先试水。虽然1979年《诗刊》中“青年诗人”发表诗歌的数量无法和占据“制高点”的“归来的”诗人们相匹敌，但《诗刊》的推新不仅给杂志本身带来了新的气象，也给整个诗坛和全国的诗歌爱好者带来震动和惊喜。在这个寒冬后的春天，各地的青年诗歌朗诵会此起彼伏，大学中的文学社团如春笋般生长，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诗歌民刊出现了，如《今天》、《启蒙》等等。这些社团和民刊集结了一些年轻诗人，他们勇于在油印纸张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当然，有一个更宽大的舞台在等着他们，那就是《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