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丁玲主编的《北斗》(1931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20日在出版2卷8期后遭查禁)在其存世的十个月里，对频仍而至的民族危机，作出了迅捷的反应。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在积极宣传左联的相关主张、忠实贯彻左联其他相关要求的同时，却又往往在如何表现“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和主题问题上冲破了左联的律令。它以相当鲜明的民族立场，通过刊发以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为焦点的理论文字和文学创作，传达出了与左联“正音”并不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话语，显现出了作者和编者的民族立场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种与此期左联“正音”不相谐和的民族话语的出现，不仅昭示了左联此后转变的可能路向，而且其自身也构成了促使左联调整叙事策略的内发性因素。 《北斗》创刊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从第3期开始直至终刊，中日矛盾始终是《北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上，《北斗》自然刊发了不少代表左联立场、高扬阶级论“正音”的理论性文章。其中，沈起予的《抗日声中的文学》(1卷4期)、钱杏邨的《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2卷1期)、丹仁(冯雪峰)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阿英的《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沈端先的《创作月评》(2卷2期)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虽然也表现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但主要是以中日矛盾为载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并认为当务之急首在开展国内的阶级斗争。 但是，与此同时，《北斗》却也发表了不少与此“正音”不相谐和的、旨在彰显民族立场的理论文章。在1卷4期《文艺随笔四则》中，有两则值得注意：一是寒生(阳翰笙)的《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上海四团体抗日联合大公演观后感》，二是临秋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前者是对上海戏剧界所举办的“抗日的联合大公演”的评述。该文聚焦于中日民族矛盾，将“反帝国主义运动”视为“时代的核心”之一，肯定了“反帝国主义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足价值。 后者是一篇讽刺“打起旗子为民族而战的文艺家们”的文章，它所指称的“‘走江湖卖膏药的’文艺运动”就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从题目所显现出的情感态度来看，它与左联严厉清算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格调显得相当一致。但是，临秋的文章在内容上、在对待“民族主义”的基本思想态度上，却与左联的“正音”迥乎不同。它讽刺的主要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老牌专家们”“走江湖，卖膏药”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即“从前挂招牌，扯旗子，大鼓大擂”；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硬把我们的满蒙抢占去了，东北无数的劳苦大众，都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枪靶和炮灰”的紧急关头，却“在那儿不声不响”、“不积极的起来在文艺上去谋中国的独立自由”。但是，它并没有讽刺那些“老牌专家们”所标举的“民族思想”；相反，它倒是对“民族思想”这一“招牌”、“旗子”本身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与前述左联的主流观点相比，该文正视民族矛盾的存在，表现出了对“民族思想”的认同，因而值得我们重视。 茅盾曾经也是左联同仁中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于1931年9月刊于《文学导报》1卷4期上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系为“专门驳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所作。①它通过对该“宣言”四色原料的逐条解剖，揭露了其“法西斯的面目”。但是，在1932年5月出版的《北斗》2卷2期上发表的《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一文中，他却又表现出很鲜明的民族意识。文中虽然也使用了前者所使用过的“民族革命”这一核心观念，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它却始终置重于“民族”问题，而不像前者那样关注民族内部的“阶级”问题(即所谓“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意识到“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集中点的上海，便是狭义的爱国主义也受压迫”，因而，他要求作家“必须艺术地表现出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勇猛；必须指出无论在东北事件在上海事件中，各帝国主义朋比为奸向中国侵略……必须指出只有民众的加紧反抗斗争……然后可以打破帝国主义者共管中国的迷梦”，以此“艺术地去影响民众，唤起民众间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将此视为“我们民族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的要求”。可见，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出发点是在“民族”和“民族利益”上，他所说的“民族革命运动”所指主要就是“反帝国主义”。 《北斗》在“九一八事变”后刊发的上述三篇理论文字，在“民族”问题上显现出来的是与左联不同的立场。尽管它们与左联的“正音”相比还显得比较微弱，而且它们的作者的立场还可能时有游移(特别是在阳翰笙那里)，但是，它们的出现毕竟说明了作为左联盟员与非盟员的作者因为民族危机的刺激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与左联“正音”不同的理论言说。而作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北斗》能够刊发出这些文章，也说明在左联同仁内部(至少是在主编丁玲那里)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这就从理论上昭示了有关民族问题认知方面另一个可能的路向。 《北斗》民族立场的呈示，除表现在上述理论文字外，还更多地表现在其刊发的创作类作品中。左联虽然也倡导“作家必须抓住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但同时要求作家借此去“分析”各种国内外的阶级关系、去暴露帝国主义“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阴谋”②。这也就是说，前者只是“题材”，其蕴涵的“主题”却应该是阶级性的。但是，《北斗》刊发的不少作品在事实上却突破了左联的这一题材和主题原则。它们并没有按要求去开掘和“分析”蕴涵其中的阶级关系，而是既饱含民族义愤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和罪恶，又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它们以这种鲜明的民族意识，高张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