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7－0009－06 自从1938年毛泽东把由上海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左翼文化人称为“亭子间的人”[1]以来，30年代作家、30年代文学与上海特有的建筑空间“亭子间”的关系，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所论又往往失之笼统，甚至常给人一种30年代作家无不曾住亭子间的印象。如李欧梵说“一个典型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所谓的‘亭子间’”[2]，这无疑近于误解：自己寓所的结构“含有”亭子间，与自己的寓所“是”亭子间，这是两个概念，而现代上海作家中不住或不曾住亭子间的大有人在，而这部分上海作家往往是最有成就和文坛影响力的。小小亭子间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和隐喻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几乎每一个文艺生命诞生、成长于30年代的“左联”或左翼作家，都曾把亭子间作为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作为进入上海城市社会和文化界的起点，几乎都有过亭子间经验。本文所谓“亭子间文化”乃是指30年代从“亭子间”这类上海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青年文化，主要是就一种生活方式及一种带有青年文化特征的上海左翼文化形式而言的。[3]那么，作为青年文化的“亭子间文化”与它的“社会主体文化”——上海文化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对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居住亭子间，是和居住者近乎赤贫的经济地位和无名小辈的文坛地位直接联系着的。“亭子间常常成为上海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家。这些年轻人不少是来自乡下小镇，留在上海工作(多数从事文学、新闻出版和教育方面的职业)。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只租得起亭子间。”[4]在30年代，蜗居上海亭子间进行文化创造的最大文人群体，不是一般成名已久、获得了一定文坛地位的文化人，而基本上是手中物质资源和文坛名望都缺乏的外地来沪的左翼青年文化人。正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真正的‘亭子间作家’是指一批来到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文坛边缘或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因而“把‘亭子间作家’作为‘典型上海作家’的一个象征或隐喻的本身，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5]需要补充的是，之所以有“以往文学史的贫乏”的现象，原因在于：所谓亭子间作家乃是以30年代左翼文化人为主体的，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成功后，政治权力的易手决定了话语权力的归属，以往的左翼文化就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作为掌握话语权者充分运用对文化史阐释的话语权的自然体现，这种文学史论述的“贫乏”表现就不可避免了。 亭子间代表了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所处的相类的恶劣居住和生存环境，它既是一个实体空间，又是一个文化隐喻。就参与群体的年龄特征以及在上海城市语境中滋生的生活方式的双重意义而言，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蔚为大观的左翼文化主要是一种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场左翼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外地来沪的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证明这个特殊群体能够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激进性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提升到文化意义上进行理论综合，从而使左翼文化具有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通过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整合”作用，左翼的青年文化最终产生。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亭子间文化”。 虽然上海的亭子间居住起来冬冷夏热，局促憋闷，条件相当恶劣，但一种文化因它而起，这本身就是上海文化不拘一格、海纳百川的体现。“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6]柯灵的这番话道出了30年代上海在文化创造方面的不一般的小人物做大事业、小建筑出大文化的活跃局面。这种活跃局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青年的活跃。例如30年代的左翼文化人基本都是年轻人，“左联”的成员除了寥寥数人年龄接近或超出40岁之外，大都在30岁之下。显然，处于青年年龄段的作家，在30年代上海文坛占据着数量意义上的主流。不过，30年代栖身亭子间的文化人中，基本没有“五四”时期即成名的、积累下文化资本的文化人，而主要是被从“五四”到“五卅”的激进时代浪潮唤起和推动、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才投身文化事业的青年。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在上海社会的边缘化，总是伴随着他们在上海的文化资本的边缘化，或者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的边缘化，乃是他们文化资本的边缘化的反映。 30年代的亭子间文化虽然是一种边缘性的青年文化，却也不停地尝试向上海文坛的中心进入，并具有成效。许多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初步积累、创作上较有成就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原本是亭子间作家，而终于走过了从上海文坛的边缘到中心地带的一段路程。他们跨过了上海文坛设下的种种障碍，而这种跨越通常是艰难的。30年代的上海，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较具弥散性。在文坛上，任何一份商业性文学刊物，都极为注重成名作家的市场价值和读者号召力，从而导致报刊编辑方面相对于文章内容和质量而更看重作者名字的普遍现象。如鲁迅所言，上海刊物“大抵有些一派专卖”而“每一书店，都有‘文化统制’，所以对于不是一气的人，非常讨厌”[7]，书店之间“都有壁垒”，并且“上海读者，还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们即不大买了”[8]。以大型文学杂志《文学》为例，它虽然带有进步色彩，但仍是一家循商业市场机制运作的重视读者口味和市场接受的刊物，它的权威地位使在其上发表作品对年轻左翼文化人而言意味着“跳龙门”，然而它的用稿范围却难称广泛，较为讲求人脉关系、侧重成名作家，“是只愿登熟人和名人的作品的，缺稿时，万不得已才发表点无名的青年作者的稿子”。[9]萧军曾不无痛切地指出30年代“成百上千的文学爱好者、写作者想要‘跳龙门’，总是跳不上去”的客观事实，并以《文学》为例，把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些大刊物使用“介绍制”的用稿惯例。[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