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29日，胡适致函其私淑弟子罗尔纲，批评他研究清代军制等等的学术计划“系统太分明”，而特别强调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①这话大概也包含了胡适对其早年学术雄心的某种自我反省吧。就此而言，胡适后来之未能续写《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下卷，与其说是他不能，不如说是他不愿再把复杂的历史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由此来看王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术转型，就很值得玩味了。写《中古文学史论》时的王瑶，是那么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因而审慎于自己的历史阐释，他本有足够的理论能力去构筑一个解释中古文学的“整齐的系统”，却不愿按照一种当代性来成就所谓一以贯之的解释；然而，写《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的他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毫不迟疑地按照一种当代意识形态来结构“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叙述，一如胡适早年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识形态来建构“古代中国文学史”，虽然二者的所执并不相同，相同的乃是都乐于用某种当代性来建构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那只能是一个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系统。所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也如同《白话文学史》一样，只能算是学术史名著，而不能成为学术名著。 当然，作为学术史或学科史的名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地位和贡献都是确定无疑的。这里只说它的局限和问题，比如，那种宁左勿右的片面性也同样影响深远，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在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得失时，总是比较乐意把成就归于王瑶个人，而把缺点归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和限制。其实，与其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文艺思想影响和限制了王瑶，不如说它们适合了王瑶——作为30年代的左翼文学青年，王瑶的政治立场本来就偏左，只是40年代受到清华“释古”学派的节制，尤其是朱自清既宽容又冷静的态度，时时提醒着年轻的王瑶不要在思想上走极端、在学术上走偏锋。后来，老师去世了，革命成功了，新中国一时欣欣向荣，这让年轻的王瑶备受鼓舞，满心欢喜，而又不再受老师的节制，于是，因缘时会的王瑶，其学术雄心和政治热情同样高涨，而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既是他在学术上的抢先之图，也是他发自内心的奉给新中国、新政治体制的献礼。所以激扬文字、纵论新文学的“史稿”很快写出了，为他在新中国之初赢得了进步的学术政治地位。虽然不久之后，王瑶就迭遭批判，但很难说他当初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被迫适应之作，或许应该说那原是王瑶自觉自愿地适应“当代性”政治－文学体制之作。 如今回头来看《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得失，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那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枝节性的问题，所以，说来话长，此处就长话短说吧。事实上，该书的整个论述是按照符合或不符合当代性的先进思想来划线的，于是，一边是进步的革命的文学——从《新青年》左翼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至40年代的左翼－解放区文学，得到了极为突出的强调，而另一边则是对不那么进步的以及非左翼的文学统统贬抑。如此自觉地按照当代性的价值判断来论现代文学史，这与王瑶当年写《中古文学史论》之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因而审慎地有同情地就事论事、就史论史的态度，可谓大异其趣了，而得失也很显然——《中古文学史论》是一部至今难以超越的学术杰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则只是一部应时之作。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王瑶开拓的这个“应时而作”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趋向，成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最具生命力的传统，迄今盛行而不衰，几乎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只不过所应之“时”或者说所追求的“当代性”也在“与时俱进”而已。比如，近20年来一些学界先进试图按照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文学本体论等等先进的思想观念，来统领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那不就是另一种与时俱进的“当代性”的思想和价值立场么？而当学者们乐此不疲地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爱援引的历史哲学，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样的当代性与王瑶50年代发挥的当代性，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所谓“新时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之更新的“太整齐的系统”，有的勉强建立起来了，但虚弱得很，也简单化之极，有的仍只是雄心壮志而有待于建设。有意思的是，新时期以来的王瑶先生却似乎退回到比较保留以至“保守”的立场，这种立场要而言之，乃是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当代性”以至“规律性”的执迷，回转到《中古文学史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象本身的关注，因之自我反省与学术重申兼而有之。这里只举《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为例。此文是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作者虽然自谦为“随想”，其实乃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献，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至少对我影响至为深刻的是这样两点。 其一是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性之确认和重申。他说： 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史也有它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的规定性，充分体现这门学科的特点。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家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要总结经验、探讨规律，就必须在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特点来。文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它不同于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别的历史科学，这是很清楚的；但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这三者都是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一致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讲作家作品，文学批评可以评论一个作家或者分析他的几部作品，文学史虽然也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用列宁的话说，历史科学“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页)要正确地阐明文学的发展，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它的重要现象的发展过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