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于20世纪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时，抗战总是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以近年面世的两种通史为例：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共四卷，全面抗战占一卷；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共十六册，其中全面抗战占三册。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文学的叙述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比重有所提高。如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①中，现代文学上下两卷，共三十一章，1122页，其中直接涉及抗战文学的有七章，285页。表面上看，与前述通史的比重不相上下，但细加比较则会发现，在篇幅上，关于文学理论、文学论争与战时后方生活题材作品的叙述甚至超过了关于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家作品之叙述。这种情况并非个案，而是抗战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地位的缩影。 文学固然有文学自身的特征，文学史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而不是社会史在文学中的简单投影。但无论何种历史叙述，篇幅之多少，并非文字简洁与否的技术问题或修辞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体现历史自身的分量，其中隐含着历史学家的历史态度。那么，抗战时期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难道真的就少得如此可怜，差得不值一提吗？如果不是，其在文学史叙述中为何总是被轻视甚至被遮蔽？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应该如何认识，重建抗战文学历史叙述具有怎样的可能性，等等，值得认真探讨。 关于抗战文学叙述的一般模式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激起文艺界抗日救亡的高潮，说到文艺思潮的起伏跌宕；1938年10月27日武汉三镇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艺界抗日救亡的高潮随之跌落，思想斗争持续不断，作家大致分流：一部分在国统区艰难挣扎，愤怒揭露与批判当局的腐败、反共与投降倾向，一部分到陕甘宁边区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表现边区与根据地的新天地新生活，讴歌共产党领导下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当然也肯定了一些作品表现国民党抗日军队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爱国精神和战斗意志；还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租界)文学与香港文学；近年来，补上了沦陷区文学，从而形成了国统区、边区与根据地、上海孤岛与香港、沦陷区等四种区域的文学叙事。 可是，既然是一场长达八年多的战争，怎么可能只有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怎么可能只有下级军官与士兵富于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而整个上层全都腐败昏庸、屈膝投降？中国作家，难道要么流亡到相对安全的大后方，要么走向敌后战场与根据地，而唯独不敢奔赴血火交迸的正面战场？中国作家，难道在国共合作携手抗日之时专事抨击国民党当局者，或者只是歌颂统一战线的另一方？ 事实上，抗战不仅有130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也有绵延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也有转入敌后战场的，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支撑着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老河口地区作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50余名，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29军军长陈安宝、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42军军长冯安邦等。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数以万计。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日军将领40人以上，其中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 在整个中华民族都动员起来的抗战中，天性敏感的作家怎会对正面战场无动于衷？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中国作家在抗战中没有闭着眼睛假充糊涂，而是从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战。臧克家、曹聚仁、夏衍、王西彦、姚雪垠、黄药眠、林林、孙陵、廖沫沙等作家奔赴正面战场，采访、写作；陆诒、范长江、徐盈、子冈、杨纪、刘尊棋、胡定芬、周海萍、彭河清、黄印文等大批记者所写的战地通讯每每具有报告文学性质，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正面战场的发展态势与战斗轨迹，描绘出中国抗战将士的英雄形象。记者在完成新闻使命的同时也被时代赋予了作家身份。前线采访写作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孙陵的《突围记》，廖沫沙的《中原锁钥的襄樊》，谢冰莹的《军中随笔》《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第五战区巡礼》(与黄维特合著)等。郭沫若、郁达夫、盛成、老舍、王平陵、胡风、姚蓬子、王礼锡、宋之的、罗烽、白朗、葛一虹、李辉英、张周、袁勃、杨朔、陈晓南、方殷、叶以群、杨骚等到前线慰问，兼行写作，老舍此行得长诗集《剑北篇》，并为日后创作话剧《张自忠》等正面战场题材的作品积累了战地体验与大量素材。钟敬文、何家槐、臧克家、于黑丁、曾克、邹荻帆、田涛、田一文、李石锋、伍禾等参加战区工作，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如臧克家的《国旗飘在雅雀尖》《古树的花朵》(《范筑先》)《感情的野马》《走上火线》等。洪深、田汉、光未然、宋之的、马彦祥、瞿白音、章泯、王震之、王莹、凌鹤、徐韬、舒非、严恭、张客、吕复、赵明等参加演剧队、宣传队，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边宣传，一边从战场汲取素材，编创带有硝烟味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就创作于宣传的行旅中。抗战激发起作家的从军热情。吴伯箫、天蓝等参加八路军，吴奚如、彭柏山、朱镜我等参加新四军。参加正面战场部队的作家亦不少，入伍的作家多数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在直接为战场、为部队服务的同时，工作性质与生活体验也使他们能够创作出充溢着战场氛围的作品。丘东平在加入新四军之前曾参加过淞沪会战，写出了《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影响很大的作品。陶雄在空军某机关工作，其空军题材的作品集《0404号机》列为“七月文丛”出版。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女兵日记》而闻名的谢冰莹，抗战爆发之初，组织了一个“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救护伤员。后因病赴重庆。1938年，重返前线，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中校秘书，写战斗通讯、报告文学。后来又加入后方勤务部，和基督教、负伤将士协会合办伤兵招待所，往来于第一、五、九、十战区，视野更为开阔。《军中随笔》《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冰莹抗战文选集》《女兵十年》《第五战区巡礼》(与黄维特合著)等多与前线生活密切相关。钟敬文、司马文森、何家槐、杨邨人等任职于第四战区政治部，钟敬文为上校军衔视察员。碧野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阵中日报》的副刊编辑，邹荻帆参加94军一个服务队。陈北鸥、胡绳等任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田涛在第五战区主编《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辗转于冀、豫、鄂等地从事战地工作，遂有表现战场题材的小说，如《血泊中》《恐怖的笑》《巷战》《黄礓山》《铜号》《射手》《跛子》《胞敌》《一个马夫》等。覃子豪被分配到东战场，以中校军衔主持《扫荡简报》工作。郭嗣汾入伍，带兵参加过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后又入94军政工大队，写有报告文学《桂林在我们后面》等作品。女诗人刘雯卿抗战前夕在中学任教，并任报纸副刊编辑。全面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随广西学生军开赴前线，并应国际新闻社之约采写长篇报告文学《广西学生军在广西》；后参加战地服务团，赴昆仑关火线，《高峰坳之战》等即表现昆仑关战役的战斗场面，其作品气势磅礴。刘雯卿在《战地诗歌·自序》中说：“这多是在战地撷取的一些新鲜的，热腾腾的资料，有时见到战士们的血，正从伤口冲喷，有时听见大炮声，还在震动耳膜，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因为我的热情和战士的热血，是同源的奔流，即流出我的生命：集成《战地诗歌》一册。”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