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将中国新诗与语言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成为一个新动向，但从现代汉语虚词的角度切入，却并不多见。其实，现代汉语虚词在中国新诗中大量运用，并直接影响了其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新诗真正从传统诗歌中突围而出，实现现代转型，现代汉语虚词功不可没。目前，对于现代汉语虚词与诗包括与新诗的关系，学界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或注重中国古典诗歌的虚词运用，或就某一诗人展开，相关探讨往往较为简略和随意，没有对现代汉语虚词和中国新诗的复杂关系及其转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讨，这为本研究留下了创新的空间。 一、现代汉语虚词入诗的历史语境 清末民初的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盛行，成为五四新文学产生的时代土壤，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汉语诗歌形态的转变，给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提供了历史语境。1907年6月，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周刊第一期发表的《新世纪之革命》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膨胀，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也有学者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科学思潮概括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①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基本改变了中体西用的观念，面向西方的欧化观念与思维形成了对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成为非常流行的新名词。有学者统计，“科学”一词在《新青年》里出现了1913次，《新潮》里出现了1245次，《每周评论》里出现117次，《少年中国》里出现2273次。②胡适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③新旧文人、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汉语文学包括汉语诗歌重新作出思考与选择。现代汉语白话书面语系统的规范化，就是在适应欧化语法体系的价值认同与知识的科学性认同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传统诗歌抒情写意的诗歌范式开始受到科学主义尊崇的理性思维范式的挑战，讲究严密逻辑性的欧化语法体系开始影响汉语书面语言系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汉语诗歌革新运动中提出的“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等主张，是与科学求真的理性价值认同趋于一致的。梁启超在概括清代学术思想时认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④受科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注重客观写实、率性求真、哲理感悟的诗歌表达方式影响了汉语诗歌观念、思维与形式的现代转换。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与之相对应的诗歌外在形式，或者说，外在诗歌形式的变化与选择体现的是诗歌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换。 比如进化论之于胡适。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谈到：“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⑤为了使现代汉语诗歌表意明白、描述具体，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选择了对西方语言词汇、语法逻辑的直接借鉴。其中，包括对大量虚词的接受与借用。胡适认为，白话文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方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⑥他在词语的采用、句式的组合、自然的音节建构方面践行“言文合一”的诗歌理论，与传统诗歌重视实词搭配、遵守诗体格律表现方式明显不同。如《老鸦》、《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等，都使用了大量现代汉语虚词以尝试诗歌形式的变革。在对西方语言的借鉴中，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大量运用，较大程度地破坏了古代汉语诗歌以单音节为主的结构表述功能，导致了白话诗歌文体趋向散文化自由体形式的选择。⑦ 又比如泛神论之于郭沫若。他的文学思想与世界观都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泛神论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表达方式。闻一多便认为郭沫若的诗“富于科学底成分”，“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⑧郭沫若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是与泛神论融为一体的，他将抒情主体“我”与自然同化，赋予自我主宰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毁灭旧宇宙、创造新天地。这与诗人在现代科学观念影响下建立的新的世界本体观、时空观连在一起。《女神》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像《凤凰涅槃》、《天狗》、《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等，就有大量的现代汉语虚词，现代汉语虚词中的感叹词、语气词、助词、介词、连词等的大量使用，几乎构成“女神体”诗歌一个突出的外在标志。郭沫若认为：“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⑨郭沫若《女神》中大量外来词语的采用(包括直接使用科学词汇)、大量虚词的运用，体现的就是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都是科学思想与诗思打成一片的产物。 “五四”前后新诗的说理和写实之风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诗歌对外来语汇的接受又最为敏锐与快速。汉语诗歌外在形式的变化，包括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正是诗歌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适应性选择。除了虚词的大量采用，诗行排列、分行、押韵的变化、标点符号的运用与现代诗歌意象的类型扩展等，都受到了科学思潮的影响。古代汉语诗歌格律化的形式规范，建立在实词对称、单音节韵律的平仄对应、句式整齐的基础上。汉语虚词偶尔入诗，也大多只是起到表达情感的辅助作用，不影响诗歌语义的表达，例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⑩《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雎》)，“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伐檀》)；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闻一多指出：“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11)语言学家高名凯在《汉语语法论》中指出：“汉人平常说话不喜欢用太多没有基本意义的虚词，它只是把事情或意思排列起来，让人去了解这两个事情或两个意思之间所生的关系如何。”(12)虚词的大量省略，使古代汉语诗歌语法显得灵活而松动，诗歌语言和句式也呈现出精练、简短的特征。因此，古代汉语诗歌往往不铺陈细节，而是剪除旁枝杂叶，省略语法的联系，直接指向事物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