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4)09-0103-05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同时亦是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因此，与当时的其他诗人相比，方以智极具理性与科学思想，有穷究天下事理的强烈兴趣。对于诗歌，亦是如此。其集中涉及诗学者甚多，长期以来也颇受学界所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论著。这些论著就其著名的“中边言诗”说、诗歌辨体论、诗学批评原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方以智诗学思想的一些重要价值。但相对于方以智诗歌理论所涉及的广阔领域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方以智诗学思想系统、全面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在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嬗变中重要意义的把握。故不揣谫陋，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变诗论与“盛世变诗”说 (一)对变诗价值的肯定 方以智的诗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诗经》而发。这与《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伟大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方以智注重辨体的思维态势有关。正是基于这种辨体意识及对自身所处时代特点的认识，方以智对《诗经》中的变诗尤其关注，而变诗也构成了他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所谓变诗，即《诗经》学史上的变风变雅。《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也就是说，变风变雅的产生是与乱世相联系的，其思想情感自亦与此密不可分：“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方以智的变诗论亦主要承继此而来。其《鉴在变诗序》云：“士生世而乃作变诗，殊可叹也。龙眠之诗以雅为倡，自予数人者始。十五年来贼扰江北，亲友离散，独鉴在从余燕都，朝夕两年。其所作诗曰《北征草》，余初脱难苦，曾叹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叹离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两人于天末遐荒，予又得出苗峝，免佣保，为鉴在序变诗，能无再三叹乎!”[2]方以智早年所作之《激楚》《九将》等皆已流露出强烈的乱世之感。此序作于沧桑之后，则其乱世之感更为强烈。此即所谓：“干戈之世，文人无不苦者。”[2](《鉴在变诗序》)在方以智看来，乱世之时文人遭际悲苦，必然会激起以痛楚悲怨为主要特点的生命体验。因此，乱世之时痛楚悲怨的作品正是作者内心真实情状的反映。正因为反映了这种真实，所以才会有令人为之三叹的感染力。这就从文学应反映真实情感的角度肯定了变诗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感人至深的文学价值。 关于此，方以智在《熊伯甘南荣集序》一文中有云：“智尝问中丞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贞谊孤孽感愤之所作也，于中和也已伤。’”[2]这显然受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书所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一著名观点之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方以智由此又进一步引申出《诗经》中诗歌之风格大都已经不能算作纯正的中和之音。由此看来，整个《诗经》是以变风变雅为主的，变风变雅是《诗经》的正统与主流。这便又从变诗在《诗经》中所占数量与地位的角度，进一步肯定了变诗的意义与价值。 长期以来秉持儒家“温柔敦厚”之主张者对变风变雅多持轻视态度，甚至视之为亡国之音、乱世之音。方以智此说可谓对他们的一种反驳。 (二)“盛世变诗”说 乱世之音自多痛楚悲怨，那么治世之音是不是就要做到《诗大序》所说的“安以乐”呢?在肯定变诗地位的基础上，方以智又进一步考察了变诗产生的时代及作者创作时个人的境遇问题。他说：“今鉴在俨然绣衣使者，方从容案牍之暇，尽理其讽咏之什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诗者，足叹否耶?昔子美麻鞋见主，拾遗以传。次山逃猗玕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诗皆变于唐之本调，后世慕其悲凉，感其切直，未尝不以为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既著变诗，而天下方以中兴。采风者安知不以龙眠之变雅，当六月民劳乎!”[2](《鉴在变诗序》)可见，以时代而论变诗并非如《毛诗序》所云，要产生于衰世乱世。以作者个人而论，变诗亦并非必然由落魄之人、潦倒之时所作。吴鉴在所作之变诗，其时属国家中兴之时，其个人之身份为“绣衣使者”，其创作的时间则是在案牍之暇。 那么，应当如何来评价盛世变诗及其所述的悲怨之情?在《陈卧子诗序》中，他说： 或曰：“诗以温柔敦厚为主，近日变风颓放已甚，毋乃噍杀!”余曰：“是余之过也。然非无病而呻吟，各有其不得已而不自知者。……今之歌，实不敢自欺；歌而悲，实不敢自欺。即已无病而呻吟矣，又谢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为温柔敦厚者以自讳，必曰吾以无所讳而温柔敦厚，是愈文过而自欺矣。”[2] 由此可见，方以智以为诗中抒发以悲怨为特点的变诗，并不就是什么亡国不祥之音。判断诗歌的价值，不当以正风、变风为标尺。只要表达了真实无欺的情感，不是无病呻吟，就足以感人，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方以智的变风变雅观与其崇真实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3]。在《熊伯甘南荣集序》中，他引廷尉公话“与时消息，感不自欺”[2]所表达的亦是此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