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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大学政教合一，并非仅为知识教育。大学的使命包括立贤、养老、礼治等，其秩序体现了宗法制的实施，同时大学也是礼乐制度付诸实施的核心机构。周制大学以德取材，入学资格不唯出身决定。大学的秩序显现了倚重德性而非智力、权术的统治正道。
字形同一个直立的人，两脚立足土地，两手张开。①《说文》训“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段注：“可以参天地，是为大。”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此想见，古代“大学”与天地之德及王道、王政的渊源。 “大学”二字，殷墟甲骨文中已有②，可见其年代久远。而有关周制“大学”的文字记载多见于《礼记》。或许在疑古思潮和现代理论的窥测下，类似文献显得不甚可靠。是否古代儒生乃至先贤可能蓄意“伪造”今人所谓的虚假“历史”？恐怕“经典”之于安邦治世、设教立人，自有“事实”之外的重大意义。姑且不论出土“史实”的佐证，经典归根到底并非真伪问题，正如理性尚不能使神性灰飞烟灭。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彰明圣贤志向：以文武之德、周公之礼为天下正义。“周制大学”之所以值得重审，终究在于其原道精神的承载。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天下秩序由何而来？王政、君权的合法性何在？大学之“大”指向“道”之大、“人”之大——既是为“大”，自当具备某种超越性：超乎具体术业而造就精神，亦超乎权力附庸而彰显道义。即便是笃定“三代无信史”的人，大概也难以否定一个礼乐时代的事实存在。而经典的形成亦是理想的天下秩序与人格品质之反映。某种程度上，经典就意味着大学的存在；这一存在超乎体制之外。并且，经典的确立也意味着历史随之步入一种确定性的言说——此种言说可能以超乎史实的方式呈现了更高的历史真实性。 “学”本指学习的场所。《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郑玄注“学”为“所以学士之宫”。③ 《王制》篇所述大学的两个基本特点： 王制立学：学宫奉天子之命而立，作为专属的教育场所，“学”具备“官方合法性”，因而定当自上而下贯彻正统教育。《王制》篇中有“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此句虽非关“学”，却足见受命遵行的上下关系。但另一方面，唯王立学的深层意义还在于，立学以彰显王道——此“王道”甚至包含了“王”的合法性，《谷梁传》所谓“仁义归往曰王”。因此，大学与王政之间又不仅止于受命遵行的关系。 定名尊卑：作为教学场所，“学”置于各阶层而各有定名，此又显示周礼之严。郑玄于辟雍、頖宫后注“尊卑学异名”。据《礼记正义》，“辟雍”意为“明和天下”：辟，明也；雍，和也。“頖宫”的“頖”指“班”，郑注：“所以班政教也”。依命名亦可见周天子与诸侯国间的关系：一方面，天子之学地位至高独尊，诸侯之学是以礼下效，在思想和行事上都有其秩序；另一方面，所谓尊卑学异名，究辟雍、頖宫之意，其尊卑实质在于天子、诸侯各居其位，使命有所定分。 然而周制之“学”，其范围已不仅在天子都和诸侯国。《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则知周制有乡学。据孔疏《学记》④： “家有塾”者，此明学之所在。《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师，里中之老有道德者为里右师，其次为左师，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也。”“党有庠”者，党，谓《周礼》五百家也。庠，学名也。于党中立学，教闾中所升者也。“术有序”者，术，遂也。《周礼》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有序，亦学名。于遂中立学，教党学所升者也。“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周礼》天子立四代学以教世子、群后之子及乡中俊选所升之士也。而尊鲁，亦立四代学。余诸侯于国但立时王之学，故云“国有学”。 “《周礼》天子立四代学”，所指为虞、夏、殷、周四代。《王制》：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郑注“上庠”、“东序”、“右学”、“东胶”为“大学”，“下庠”、“西序”、“左学”、“虞庠”为“小学”。由是知周天子的大小学宫囊括四代传统，其余除鲁国外的诸侯国则仅立“周学”，于是“学”的内涵此时具有了伸缩性。即便同为学宫，国“学”之间却显差异。鲁学独尊于诸侯，显然与周公有关。“尊鲁立四代学”这一特例表明：学之尊卑不只是限于宗法等级问题，亦可能有某些“突破性”因素。此外，周制乡学定名亦值得推敲：庠、序作为前代学名，既立于天子学宫，又进入乡学系统，这本身就意味着“学”之于宗法等级的超越性。天下分封、诸侯林立，宗法等级不过是为政的基础。倘若宗法制的确起到过维系天下一统的作用，那也只能是一条脆弱的姓氏纽带。事实上，值先秦经典成文之际，宗法的脆弱性已暴露无遗。列国纷争，凭何景仰周召共和、成康之治？礼崩乐坏，又凭何尊尊、亲亲，使振兵释旅、天下一家？若非有某种更高的一致性，仅靠血缘宗法恐怕是无法治平天下的——而“学”正于此担当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