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作为学术权力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国家象征性资本的维护者，其地位正在被“经济资本和新管理主义所破坏”。现代大学也不再是知识生产领域中唯一的支配者，而知识本身也被看作是“民主的”，大学成为了“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之间的重要调节器，所以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实现”。[1]在这一过程中，产业部门、独立的研究机构和个体，甚至是政府机构——都由过去的知识运用者转换为知识生产者；知识生产的场所也从大学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非大学领域，如工业实验室、研究中心、智囊团和咨询机构等。知识生产的过程也由封闭走向开放，大学与产业部门、独立研究机构、政府之间的竞争、交易、合作、学习构成了“后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知识生产从一维走向多元。 在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中，研究型大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这也使其更加广泛地参与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也由此而逐步建构了自身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中“关键的制度性主体”。[2]不同的理论和学说对过去三十年中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内外推动力及其表现方式进行了探索，试图从某一维度上揭示出大学内部的知识生产变革以及大学、产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联是如何生成的，这也构成了分析研究型大学与动态的、开放式的国家创新系统之间关联性的多重路径。 二、创新系统中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 在1810年柏林大学将科学研究纳入大学体系内致使学科组织制度化之后，从而形成了科学家走出了作为隔绝的个体以及科学研究与社会利益脱节的局面，人们通常把这种“第一次学术革命”意义下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为“洪堡模式”，也称为模式1——这一术语是指一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一种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这一模式掌控着牛顿学说所确立的典范在越来越多领域的传播，并且确保其遵循所谓的“良好的科学实践”(sound scientific practice)。[3]在洪堡模式中，科学研究的大学、协会制度化组织结构是由确保结果有效合理的研究实践所支撑的，旨在遵循学科知识的生产、合法化以及扩散认知的和社会准则下的单一范式。因此，不管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领域内，专业化都被认为是增进知识的一种可靠途径，并且其组织规则得以贯彻。传统的知识生产系统将公共部门，如大学——与产业界等私人部门明确的划分开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大学是社会知识生产的唯一提供者，是人们接受基本教育和技能训练的独立的学科提供者，是开展那些它们认为有利于公众长远利益的、能增进知识主体的研究的唯一承担者——而这种大量的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使它们能够被其他社会部门所运用。 但是知识的生产已经不再是一项“自容性”的活动了，其方式的转变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一个中心化过程。知识生产不仅在理论的模型上，而且在方法和技术上，已经从大学蔓延出来并且越过机构的边界，通过“认知到的能力需求社会合理性”。[4]社会弥散式的知识生产使得大学变得更加开放，大学内部所存在的学科结构开始松动，大学变成了更加疏松的组织。这种变化反映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形成，它表现为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并由学科性组织转化为应用型组织的诉求导向，这便是由吉本斯(Gibbons)及其同事所提出的“模式2”概念。吉本斯发展了一种分析工具来解释创新网络中现代知识生产的各种关联性要素。这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型正适合于先前我们所提及的学科边界跨越问题，并在与应用背景的紧密联系中得到发展。模式2中的知识生产是非等级的、异质性组织起来的，其组织形式是灵活、易变和短时的。来自各领域的要素从一开始就被整合于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的所有部分对于各参与主体的相关需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开放的。当我们将模式2与国家创新系统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二者在试图解决问题的目的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程序必须强调为适应真实世界的创新过程”。[5]因此，科学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些特征也可以被归入到模式2的知识生产。首先，创新的出发点是对于特定的有序结构的兴趣的重新获取，以及技术、设备操作、实践技能和默会知识在相应的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为了寻找“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第二个特点是创新基于有关设计的知识和通过设计而进行的实践。[6]模式2的知识生产具有如下一些特征：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跨学科、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质量控制。首先，在模式1中，知识生产主要在一种学科的、主要是认知的语境中进行；而在模式2中，知识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被创造出来。[7]伴随着新知识生产形式的扩散，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被突破、渗透，甚至是完全融合在一起。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大学与企业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显增强，大学与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不仅限于组织的、技术的、人员的流动，还包括了彼此更深层次上的相互影响：大学从产业部门中汲取了诸如战略管理、绩效考核、成本控制、客户管理等在内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学术资本主义”或“创业型大学”的大学企业家文化；另一方面来讲，产业部门也从大学的文化中洗去了自身所需要的“营养”。工业界和学术界必须变成知识生产的参与者，这种知识生产才有创造财富的潜质。“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在迫使政府对其科技投资功能重新考量，公司也开始变成了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者。这些行为都有效地扩大了模式2的范围和影响”。[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