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探析　　

      2014年5月22日～25日，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28个成员国进行，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欧洲议会。此前，欧洲议会选举已经举行了七次，除去首次选举吸引了大量关注外，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此次情况略有不同：首先，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充分说明，欧盟层面的政策可以影响成员国的每一个公民。不论是关于紧缩或是增长的争论，还是欧盟层面的政策协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这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首次欧洲议会选举。《里斯本条约》扩大了欧洲议会的立法权、预算权和监督权等诸多权力，使欧洲议会在欧盟决策体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此次选举将决定未来五年欧洲议会的组成，进而影响欧盟的立法和未来的发展；最后，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可能与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有关。那么，备受关注的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是否真正成为欧洲层面的选举？还是与历次选举一样仍然具有“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选举后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党团格局有哪些变化？选举对欧洲议会以及欧盟政治产生哪些影响？容克当选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复杂过程背后隐藏了哪些信息？本文将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看“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

      欧洲议会选举是2014年的一件大事。选举前的政治形势已初露端倪，一些预测表明：第一，主流政党会丢失选票，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党团(S&D)之间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两大党团的席位数仍将居于欧洲议会前两位，且议席差距会缩小；第二，极右翼政党将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①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以及英国独立党都在民意调查中有较好的表现。有议员预测，英国独立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有可能超过工党，成为英国获得席位最多的政党，而保守党则位居第三。②最终的选举结果确实未超出预计：主流政党丢失选票，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席位，尤其是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成为国内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极右政党得票率在匈牙利排在第二位，在希腊和奥地利排在第三位。③

      根据《里斯本条约》，新一届欧洲议会议员总数减少为751名。就党团组成来看，选举的最终结果一方面取决于竞选活动和选举本身，另一方面取决于选举后议会党团的重组。④从5月26日开始到7月初新一届欧洲议会首次召开全会，欧洲议会党团的议员数量在不断变化(参见表1)：一些政党选择脱离原有的党团，加入其他党团⑤；首次进入欧洲议会且没有归属的新政党成为各党团争取的对象，每个党团都希望尽可能吸收更多意识形态相近的力量。截止到7月1日新一届议会首次举行全会，欧洲人民党党团共获得221个议席，占总席位的29.43%。虽然仍排在第一位，但与上届议会的274个议席相比有了大幅下降。社会民主党党团获得191个议席，占总席位的25.43%，议席数基本上与上届议会持平。第一大党团与第二大党团的差距明显缩小。保守党党团(ECR)拥有议席70个，成为新一届议会的第三大党团。自由民主党党团(ALDE)获得67个议席，由上届议会的第三位降为第四位。左翼联盟党团(GUE/NGL)获得52个议席，排在第五位。绿党党团(Greens/EFA)拥有50个议席，排在第六位。上届议会的极右翼党团“自由和民主欧洲党团”(EFD)更名为“自由和直接民主欧洲党团”(EFDD)，虽然排在第七位，但比上届议会33个议席有了明显提升。该党团由来自7个成员国的48名议员组成，包括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立陶宛的秩序和正义党、瑞典民主党、捷克自由公民党、拉脱维亚农民联盟和法国的独立议员。⑥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未能成功组建新的极右翼党团，⑦现为无党团归属的独立议员，这类议员共计52名。⑧

      

      选举过程和结果充分显示，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仍然具有“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次等国内选举”(second order national elections，又译为“二流选举”)的概念最早由卡尔海因茨·赖夫(Karlheinz Reif)和赫曼·施密特(Hermann Schmitt)提出。他们认为，首次欧洲议会直选本质上是9个同时举行的次等国内选举。对选民和政党来说，国内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是“一等选举”，而其他选举，包括补选、市政选举、各种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重要性则相对减弱，因此只能被视为“次等国内选举”。两种选举的主要区别在于“次等选举”的政治风险要远远小于“一等选举”。⑨事实上，欧洲议会选举确实具有“次等选举”的特征。在选举过程中，竞选围绕国内问题而非欧洲问题展开；国内政党控制选举，选举结果受国内政治影响。更重要的是，相同的政党体系同时在“一等选举”和“次等选举”中发挥作用。此外，由于“次等选举”没有“一等选举”重要，选民们往往在“次等选举”中更加依照本意(heart)投票，而非用头脑(head)策略性地投票。⑩卡尔海因茨·赖夫和赫曼·施密特指出，欧洲议会选举具备“次等选举”的三个主要特征：参选率一般低于国内选举；执政党往往损失较大；小党派相对取得较好的成绩。迈克尔·马什(Michael Marsh)的经验研究还发现了“选举周期对执政党的影响”。通常来看，欧洲议会选举可以作为国内大选的晴雨表。尤其是当欧洲议会选举处于国内两次大选之间时，执政党往往招致选民的抗议，丢失大量选票。(11)尽管也有学者对“次等国内选举”理论持不同意见，比如马克·富兰克林(Mark N.Franklin)认为，考虑到国内选举投票率也在下降、强制性投票在减少等因素，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并没有真正下降；(12)还有研究发现，选民对欧洲一体化的偏好确实对其投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欧洲层面”因素的影响非常有限，“次等国内选举”的判断基本成立。(13)

      2014年的第八次欧洲议会选举仍未脱去“次等国内选举”的标签，欧洲层面因素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首先，从选举过程来看，欧洲议会选举仍然缺乏泛欧的统一竞选，基本上仍是28个成员国的国内政党针对不同国内议题的竞选。虽然早在2013年7月，欧洲议会就通过决议，要求欧洲政党联盟提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14)欧洲议会将“这一次不同”(This time it's different)作为动员民众的口号。五个欧洲政党联盟响应了这一号召，提出了该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15)在欧洲议会选举举行前夕，主要政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参加了多次电视辩论，希望以此激发选民的兴趣，为各自政党拉票。德语词汇“热门人选”(Spitzenkandidaten)成为新创的流行词汇。不少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此举能够改变欧洲议会“次等选举”的特征。(16)但是，候选人在成员国竞选时，实际上更多的是作为相应的国内政党的代表，而不是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出现。成员国对欧洲政党提名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支持和讨论都十分有限。(17)具体来看，第一，国内政党控制了选举。国内政党决定本党的候选人、竞选纲领和策略，甚至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本党竞选中所占的分量；(18)第二，竞选围绕的既不是欧盟层面的政党和候选人的表现，也不是欧盟的政治议程，而是国内议题。虽然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辩论的议题包括欧盟紧缩政策和欧盟干预等内容，且欧洲议题围绕支持一体化/反对一体化层面展开，但是这些辩论并不在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当某些欧洲问题与国内政治有关且对竞选有利时，成员国政党才会辩论欧洲问题，否则更多关注的是国内问题。比如，尽管西班牙出现了批评欧盟紧缩政策的声音，但是围绕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活动仍然与以往一样，并没有更多地辩论欧洲问题。(19)法国的欧洲议会选举竞选活动由于诸多原因启动较晚，3月份举行的市政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议会选举，而政党的竞选活动也主要围绕国内问题展开，民众也更加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非欧洲问题。在英国，尽管欧盟成员国身份是此次欧洲议会选举辩论的主题之一，但是主要政党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来为明年的大选做准备，而非真正地辩论欧洲问题。由于芬兰经济遇到诸多困难，且即将到来的国内议会大选(2015年4月)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选民的注意，因此，其政党更关注国内问题。保加利亚的竞选辩论(20)主要围绕左右分野展开，其选举更像是国内政治版图变化前的彩排，辩论的主题是这一变化是通过政府更迭还是提前进行选举来完成。(21)因此，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从本质上看仍然不是跨国的“欧洲选举”，而是若干个国内竞争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