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信仰民俗的变迁与转型 ——以昆明龙村为例 张多（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化论坛》，2014.4.68~76 位于昆明城北的“城中村”龙村,是一个有600多年军屯、农耕历史,但在近15年迅速城市化的社区。 “城中村”的原住民即使从事保洁、安保、运输等兼职，也不认为自己变为“打工者”，而是像下地一样“去做活”。“房东”的身份让“失地农民”感到自己仍没有脱离“土地”。然而，真正让龙村人保持“主人”尊严的，还是以传统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民俗生活。观念信仰是民俗文化的核心部分，民俗文化又是文化变迁的核心部分。因此，观念信仰民俗的转型是中国城市（镇）化进程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城市化”工作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民众生活的质量。现代都市文化固然离不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但同样离不开精神文明的现代适应。村落消失并不意味着基于乡土社会的观念民俗也会消失，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民俗文化如何完成现代适应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民俗学的话语中，民俗文化转型也是现代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这种特殊聚落的民俗学观察是研究文化转型的绝佳视角。“城中村”的出现就是城乡未能融合的结果。失地农民难以在短期内市民化,随着“城中村”改造和“租房生计”的终结，城市贫民问题将会日益突出。在城乡对立、农转非、耕转租的对立中，“失地农民”如果不具备城市职业能力，将面对生计上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上的“民俗困境”。而城市生活的“陌生化”、“程式化”、“现代化”也加剧了大都市对“城中村”容忍度的逐渐降低。 建设现代都市文化并不是“平地起高楼”那么简单，更不是废墟上的文化再造。都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民俗文化，文化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城中村”这样的聚落本身就是城乡“不和谐”的结果。城市注定要消除“城市里的村落”；失地农民最终要成为“市民”。现代都市的先期规划应当具备文化战略眼光，充分考虑人文的问题，也应当充分认识民俗文化自身的力量。规划、建设者应当意识到民间信仰这样的观念民俗对城市文化特质的重要性。 村落是“熟人社会”的产物，民俗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农民进城”不仅是“剩余劳动力”主动进城，还包括“失地农民”的被迫进城，更是农民要适应陌生的工商业城市生活的问题。从人文关怀与和谐社区的角度来说，民俗可以在“城市化”和“农民进城”过程中发挥作用，依靠民俗自身的文化生命力实现转型。比如龙村，民间信仰活动就是一种基层社区民俗自治的手段，是民间智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自我调适。 东亚玉文化的发生与玉器时代分期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河南社会科学》，2014.9.74~82 玉器时代指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时代。玉器生产脱胎于石器生产，玉器时代也脱胎于新石器时代，或者就指中后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时代最终因融入青铜时代而告终结。需要辨识的一点是，玉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玉器生产的结束，只是玉器生产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而且是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金属器与玉器并重的时代。金玉并重的价值观从夏商周到明清，贯穿着中华文明史的全程。这样的情形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金和玉一开始就是并驾齐驱的宝物、圣物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崇玉文化传统，仅在环太平洋区看到持久性玉文化分布，而以东亚为突出代表。在史前期的东亚崇玉之风影响下，拜玉主义形成根深蒂固的大传统，几乎无可替代，在此基础上催生出有别于西方拜金主义的东亚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从玉石神话观的视角考察东亚玉器时代的兴衰始末，探究最初的用玉习俗背后的信仰及神话观念要素，并做出三时期的划分:第一期：玉器发生期，距今10000年—6000年，其特点是以所谓装饰性的小件玉器和实用工具为主体的玉器生产；第二期，玉器时代的鼎盛期，距今6000—4000年，其特征是玉工具、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全面繁荣；第三期，玉器时代的终结期，此一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兴起相互重叠交叉，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从分期探讨中审视玉文化兴衰更替与文明发生及社会、国家凝聚的关系，可以揭示早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原型编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