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4)04－0051－09 都市民俗①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虽然中国古代不乏《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记录都市民俗的专著，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由于受“文化遗留物”等观念的束缚，一直鲜有人去关注都市民俗。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发展，都市民俗学逐渐在英美及日本等国兴起。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对都市民俗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一些学者也尝试着去构建都市民俗学这一分支学科。但从整体看来，中国的都市民俗学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许多问题也未厘清。都市民俗学就是针对都市里的民俗所做的调查研究吗？都市民俗学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都市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否成立？本文不揣冒昧提出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一、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有许多描述都市民俗的典籍，这些文献既有诸子经典、官修正史、典章制度，也有野史笔记、诗词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这些对都市民俗的记录，为研究中国都市民俗史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它们属于历史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有些则可以称作是都市历史民俗志。但此时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尚未成立，这些对都市民俗的搜集和整理大多处于非自觉状态，大多是文人出于个人兴趣的记录，尚不能称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都市民俗研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诞生以后，由于受“文化遗留物”等观念的束缚，对都市民俗关注的也并不多。本文所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民俗学的复兴而发展起来的都市民俗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多位学者对都市民俗的研究提出倡议和探索。1982年11月，钟敬文在上海时就指出，上海可以把都市民俗研究作为重点。②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强调：“搞民俗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但是“我们也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民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他还特地交代，“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③1986年，莫高在浙江民俗学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合编的《浙江民俗》上发表了《中国都市民俗学研究刍议》一文，首开中国都市民俗研究先河。文章论述了开展都市民俗研究的必要性，分析了都市民俗的类型、特征，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民俗学。在都市民俗学发端期，这类对都市民俗研究的探讨和倡导的文章还有很多。作为对民俗学学科建设思考的一部分，这类文章往往都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探讨。比较典型的还有1988年陈勤建主编的《当代中国民俗学》一书，这本关于民俗学学科建设思考的书收录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其中，乌丙安、陈勤建合撰的《我国都市民俗研究的新课题》，指出了开辟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的理论意义，并进一步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的民俗研究，同时倡导要加强对古都风俗史的研究。而曲彦斌撰写的《乡村语言与都市语言》，则从民俗与语言的关系入手，探讨了都市习俗与乡村习俗的关系，认为民俗学从一诞生就偏重于乡村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忽略了都市民俗学这一分支学科。早期的这三篇论文都对都市民俗研究进行了倡导，并提出建立都市民俗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建议，特别是《我国都市民俗研究的新课题》还探讨了都市化过程的民俗研究，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可惜的是，这几篇文章并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彼时，民俗学刚恢复不久，对于什么是民俗、什么是民俗学等问题尚有许多争议，所以对都市民俗的研究可谓寥寥无几。 比较系统收录都市民俗学相关研究文章的是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两期《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中国民间文化》第三期开辟了“上海民俗研究”专号，内容涉及上海民俗的形成及特点、上海初民的古俗、上海人的择偶习俗、生日习俗、年节习俗、旧帮会习俗以及民间文艺和工艺民俗等，可以说是都市民俗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研究的文章大多是上海的传统民俗，而且稿源并不充足。1992年12月，《中国民间文化》又推出“都市民俗学发凡”专辑，收录了都市民俗研究论文13篇，内容涉及上海、西安、成都、武汉、广州、长春等地的都市民俗。虽然研究的地域、视角和方法都呈现出多样化，但研究的仍主要是各个城市的传统民俗。 对都市新民俗的探讨，最早是在1988年。杨宏海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了论文《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探讨了旅游文化、广场文化、社团文化、歌舞厅文化、花卉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新兴特区城市新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特征及其发展趋向。1991年，王献忠的《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专辟“城市民俗与现代化”一章，探讨了北京民俗的历史传统与特点及其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分析了天津民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变化，阐述了深圳特区民俗的特殊性。1996年，王娟发表于《民俗研究》上的《校园民俗》一文深受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的影响。阿兰·邓迪斯认为，“民”可以是社会上的任何一个有共同点的群体，这种观点无疑极大地扩大了民俗的范围。王娟将民俗学的研究扩展到校园，对校园里的民谣、传说、故事等的研究，开拓了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地。2001年，蔡丰明的《上海都市民俗》正式出版，这本书是新时期第一本都市民俗研究的专著。书中分别介绍了上海的饮食服饰、居行、岁时、礼仪、语言、商贸、宗教信仰、娱乐、陋习等九大方面的民俗。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习俗之外，作者还对当代上海的一些新习俗进行了介绍。而他的另一本专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则从“城市语境”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和研究了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2000年12月，《民俗研究》第4期“都市民俗研究”专号刊发了十篇中外都市民俗研究的论文，文章风格各异，既有对古代都市民俗的探讨，也有对当代都市民俗的分析。岩本通弥的《日本都市民俗》，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界对都市民俗的研究，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川的《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对中国的城市民俗研究史进行了梳理。徐华龙的《现代都市泛民俗化问题》，首次提出泛民俗的概念，认为“所谓的城市中的泛民俗现象，是指那些并非都市人所共同遵守的、长期形成的民俗文化，而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刻意制作出来的具有一定民俗意味的文化现象。”④而在他后来的专著《泛民俗学》中，他进一步指出都市的民俗文化由两种基本的形态组成，一个是传统的城市文化形态，即原民俗；一个是时尚的城市文化形态，也可称之为泛民俗，主要研究流行于都市的新兴民俗事象，主要包括官俗、商俗、交际礼仪民俗等。朱爱东在《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中则指出，城市多元化的民俗中包括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民俗，还包括有城市民俗和乡村民俗、本国民俗和异域民俗、传统民俗和新生民俗等，指出“工业化、现代化与民俗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一方面利用、改变着传统民俗，另一方面也在生成自己的民俗。”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