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08－0112－07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主要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的解构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颠覆，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激进政治和民主理论，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新女性主义、种族抗议运动、少数民族和反性别歧视运动、由社会边缘群体发动的反体制的生态斗争、反对核扩散运动以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种种反常社会斗争形式”之间的结合。[1](P83)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继“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阶段之后，斯图亚特·霍尔宣布：“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2](P267)斯图亚特·霍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格罗伊、保罗·杜盖伊、朱迪斯·巴特勒、托尼·本尼特、约翰·弗娄等一大批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方法推进了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等人开创的文化研究事业，进一步“跨越由传统隔绝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界限。”[3](P1)曾经被视为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能动性、物质性、政治性、社会性，文化不再被还原为经济关系的反映，总体上受制于阶级根源和生产方式。在后马克思主义这里，“文化已经被构想成为一个首要的或‘建构’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4](P6)总的看来，将反映论的文化观推进到建构论的文化观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逻辑。那么，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框架中定位文化相比，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颠覆这一模式，赋予文化以建构功能的？建构论文化观又是如何重新理解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主体身份之间关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论文化观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文章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以全面把握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对于反思、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反映论到建构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 保罗·鲍曼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它将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都视为不可还原的“话语性的”东西。[5]他准确地揭示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模式，笔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正是“语言建构主义”。 简言之，实证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而建构主义语言观则认为社会世界是由语言建构而成的“语言构成物”。前者的哲学基础是“给定实在论”，即认为存在着先于、独立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社会现实，语言、文化或知识要正确地表现或反映这些客观现实。后者的哲学基础是“语言实在论”，认为并不存在先于、独立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其实就是由我们的语言符号系统建构起来的“文本”而已，所以，反映论在语言建构主义这里是没有意义的，起建构作用的符号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和运作过程才是其研究重点。 细究起来，建构主义语言观是由索绪尔奠基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能指(音响形象)与现实中的事物，而是能指与所指(概念)，而且，符号的意义只能来自于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这就是说，语言符号的意义只能在语言结构或语言系统内部得以建构，并不是对外在现实的反映。福柯对索绪尔的建构主义语言观做出了重要推进，他的“话语建构观”克服了索绪尔专注于封闭式的语言系统研究的弊病，福柯指出，话语是指“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规则系统，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把握离不开话语系统的意义设定，他由此强调了话语系统对知识、权力、社会、主体的建构功能，“它涉及将话语看作是从各个方面积极地构筑或积极地建构社会的过程：话语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6](P39)在福柯看来，话语系统建构了社会系统，但两者毕竟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属于意义系统，另一个属于物质系统(即非话语存在物)。但是，拉克劳和墨菲则进一步取消了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别。[7](P107－108)他们认为，意义系统与物质系统，话语系统与社会系统其实是同一的，话语构形与社会构形的过程是同步的，“社会与话语之间是完全等同的”，即使是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8](P124)霍尔提出的“社会像语言一样运作”正可以作如是解。后马克思主义由此走出了将社会现实文本化的关键一步。鲍曼对此总结道：“这样看来，现实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文本性的，正像霍尔所暗示的，也像拉克劳和墨菲所明确宣称的，是话语性的：既是用物质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也是用文本的方式构建起来的。”[5](P33) 这个话语系统实际上就是人类创构的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符号体系。与索绪尔抽象的、稳定的、本质主义的语言结构系统不同，拉克劳等人所言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多元的、可变的、反本质主义的，这一点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德里达解构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统一关系，符号的意义只能在无穷的能指链中滑行，在无休止的差异游戏中被推移、延宕和悬置了。在拉克劳看来，话语系统最好称之为“话语的领域”，“这个术语指出了它与每个具体话语的关系形式：它同时决定着任何客体必然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进行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7](P111)话语领域是无中心的、充满差异的、只具有短暂构形功能的符号体系，具有多元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建构性等特点。那么，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也就不再具有客观性、必然性、总体性和确定性了。由此可知，后马克思主义建构主义的底色实际上就是解构主义，它必然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