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095 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文化转向运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思想一直是研究领域的热点，其贡献也是其他学者无法超越的。曾身为《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一任主编的他，同时还是英国“新左派”运动领军人物，在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时不断对文化研究进行的创新性定义和体制化改革，使该中心在他的领导下名声大振，享誉全球，甚至有了“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的说法。①无论在英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霍尔都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且备受追捧。 霍尔之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拥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E.P.汤普森(E.P.Thompson)等学者的思想。更是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以黑人种族文化为基础的种族转向，这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乃至整个英国主流文化研究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对种族的关注正是从霍尔开始的。尤其是他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期间，曾带动了该中心大批学生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和约翰·所罗门斯(John Solomos)等积极开展种族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出版了诸如《年轻的英格兰人》(Young Englanders)、《黑色的英国人》(Black Britons)、《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和《多种族英国的未来》(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等有关黑人种族文化的大批划时代作品，而他的“平行的生活”和“新种族”理论又影响了许多追随者。凭借这些作品和理论，霍尔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种族、政治、文化和身份的新角度。霍尔的种族文化研究不仅打破了英国文化中一直引以为豪的“种族纯洁性”神话，挑战了当时文化研究的民族界限，为文化研究的全球化和整合扫清了道路，同时还使英国黑人种族文化走出被迫“隐身”状态，所以他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贡献巨大。 可以看出，作为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早期的霍尔继承了霍加特等学者的思想，主要从事以青年亚文化和大众文化为主的英国文化研究，而中后期则在研究中加入了黑人种族研究的视角，扩大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围。这种由点及面、不断放大式的研究正是源于其“错位”的、双重的流散经历。而在这种流散经历中，霍尔的种族思想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 2014年2月11日，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因病辞世，世界各地不断举行各种活动，对其研究也再次达到高潮。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霍尔对伯明翰文化学派的继承、青年亚文化、大众文化理论和马克思意识形态研究等方面，如大卫·莫利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学者陈光兴于1996年选编的《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还有吉尔罗伊、格罗斯伯格和默克罗比2000年主编的《不作保证：向霍尔致敬》(Without Guarantees:In Honor of Stuart Hall)等。但遗憾的是，从流散视阈谈及霍尔黑人种族思想的文章极少，而如果要深层次研究霍尔文化思想，这又注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 一、流散视阈中霍尔的种族思想 与伯明翰文化学派其他学者，如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纯正的、单一的英国背景不同的是，霍尔有着“错位”的、双重的流散经历，这也是他在文化研究中引入种族视角的重要原因。霍尔的种族思想首先形成于他在加勒比所接受的殖民教育。随后在英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中发展起来。 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951年经由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游学英国，同年，19岁的他获得英国政府提供的“罗氏奖学金”资助，离开牙买加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常年居住在英国。作为流散群族的一员，霍尔同样没能逃离“错位”的命运。而霍尔与加勒比的关系，如果从流散理论中“家园流散”模式角度来审视无疑是“错位”的。根据这一理论，早期的流散群族在进入移入国备受排斥，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他们总是梦想着能够重回移出国，并希望用回归来擦去自己在移入国的“他者”地位。②但霍尔对加勒比的期望并非如此，他明确表示过自己没有回归加勒比的愿望。“我从来不相信前往英国的大多数移民有回归他们的移出国的打算。”③而对于移入国英国，霍尔同样是“错位”的。在英国，他起初研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并且密切关注英国主流文化，还与霍加特等私交甚笃，在学术上也一度与他们的理论一脉相承。即便如此，他依然感觉自己与英国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疏离感，他曾说道，“接受了殖民教育，我可以从内部了解英国性，但是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④尤其是在其晚年，在意识到自己的黑人种族身份之后，疏离感更为明显。 霍尔的“错位”命运正是所有流散群族的命运写照。对于流散群族来讲，从离开移出国之时便注定永远无法回归，而且流散身份又让其注定永远无法彻底同化于移入国。对流散群族来说，擦去“错位”身份的唯一出路就是凭借自身熟知移出国和移入国文化的优势，与这二者之间构成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而家园则如同加比·谢夫(Gabriel Sheffer)所描述的，成为一种“身在异乡，却如同在家”(at home abroad)的状态，⑤或者如马克·斯德恩(Mark Stein)所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真实到达的地方，并没有指向任何地方”。⑥即流散群族不再渴望回归移出国，也不再渴望被移入国完全同化或认同，他们应当保持自己的族群特性，致力于构建自身、移出国和移入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化普及的今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流散研究领域的普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