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4)08-0106-08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1](P697)。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一、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2](P397)，“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3](P58)。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3](P74-75)。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3](P81)。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4](P525)，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3](P245)。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5]。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6]。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7]。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3](P287)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8]。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9]。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0]。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3](P246-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