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 管永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在当今国内学术界，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末的一代人，眼下势头正劲，各领风骚。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历程如何造就和决定了他们的学问与志向？ 张西平：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转眼之间，我们这一代人已先后进入“耳顺之年”。我们这一代人下过乡，在泥巴中打过滚，知道山峦乡村之苦；当过兵，扛过枪，经历过那种八百里狼烟无人迹、沙场秋点兵的场面；做过工，在火烧烟撩的车间抡过锤，在人鼎沸腾的码头扛过包。正是带着这样的社会阅历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学堂，开始自己的学习生活。 80年代是个狂飙的时代、反叛的时代，批判残酷无情的“文革”岁月，告别60年代以来那种空疏沉闷的学术叙事。在疯狂的西学热潮中，学习新知识、探索新理论，眼界从此开阔；被压抑的求知热情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念外语，读洋文书；学历史，沉醉于古籍文本之中。青春好像在读书中得到补偿，流失的岁月似乎在每日的阅读中追回，知识的增长与思想的反叛成为80年代的记忆。 正像我们个体的那种被压抑的青春爆发出来一种不可阻挡的反叛和求知一样，历经百年苦难的中国那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也爆发出了一种人类史上所没有的现代化冲动。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短暂的90年代初的沉闷很快被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所取代。当学术史研究渐成学界主流时，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学术也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运转机器之中。空洞的政治热情已经不能构成学术的主题，以知识为其趋向的学术叙述逐步成为一种主流的叙事。我也正是在90年代初开始了自己的学术转型。 几乎近十年我完全从原来的西方当代哲学研究领域消失，当1998年在三联的“哈佛燕京丛书”第三批出版了我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时，我正在经历着艰苦的学术转型。此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学问上很幼稚，有如此多的书没有看过，有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完全不知，一个学科就是一片天地，一个领域就是一片海洋，自己原来的那些狂傲和自大是多么可笑。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庄子所说的：“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百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我当然没有像庄子那样走向无为之路，但却知道了自己的无知，看到了知识的博大和个人的渺小。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转型中，跨学科的研究使我的精神世界从此更加辽阔，对人生的理解也开始更为平实，从80年代的狂躁中重新回到了自然和朴实的思想状态。 管永前：孔子曾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从您自己的治学道路来看，在跨学科的学术转型中，哪些人对您的学问增进帮助最大？ 张西平：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学术先贤和前辈开始吸引了我。陈垣先生此时成为我的偶像，方豪先生的书几乎每天都要翻来翻去，我寻找过向达先生散失的书籍，访问过王重民先生的后人，认真读过袁同礼先生所编的汉学书目，读着他主编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我一本本地寻找藏在国家图书馆中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和汉学书籍。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六年给我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良好学术环境，在夕阳的余晖下，我在善本部的阅览室中一本本地翻阅了北堂的摇篮本，在港台室的晨曦之中，我第一次借到了《天学初函》，在这里我找到了方豪主编的《上智编译馆馆刊》，看到了藏在善本部里的利玛窦地图的残卷，还发现了一些尚未编入北堂书目中的一些传教士的手稿。我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在我最彷徨的时刻收留了我，感谢任继愈先生在我思想恍惚之时给我指出了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同时，学术的圈子也开始扩大，在这一时期我结识了历史所的耿昇先生，认识了中华书局的谢方先生、杭州大学的黄时鉴先生，开始比较密切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何高济先生和张凯先生交往。同时，在编辑《国际汉学》的过程中，结识了北京大学严绍璗先生、孟华先生、李明滨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许明龙先生。在学习中交往，在交往中学习，谦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结识的这些朋友的知识都如此渊博，学问都是那样的广博和扎实，而自己正像一个从石头缝中长出的小草，虽然有足够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毅力，其实在知识和学问上缺乏养分和阳光，没有丰厚的土地支撑，明显感到先天的不足。 历史好像给我们这一代人在开玩笑：尽管我们在耀眼的光环下有着一些虚荣的名声，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清末民初那批学者的学养；尽管我们处在人生的顶峰之中，家境略微改善，有了些斯文的生活，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民国时代那些文人们的富足和从容；我们也游走四海，求学五洲，但精神的家园似乎在飘荡，而不像三四十年代的那批留学者一样，有着强烈的家园归属和文化自觉。我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实我们这一代大体都是这样，有太多的理想，但先天的不足，使我们无法远行。说句玩笑话，我觉得自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代“红颜薄命”似乎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归宿。 但不经意之间，在学术的推进和思想的重建上突然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因为，国之强大已经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需要学者们在国际舞台上代表这个东方大国说话；因为，东方的日出已经不再是神话，五百年的世界格局在我们这一代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近一百年来在欧风美雨熏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突然失语，发现自己无法用东方的语言和思维说话。此时，我们发现过去从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已经大都陈旧了，甚至先生的先生们的一些话语和逻辑都要重新审视，学术重建的重担几乎在瞬间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此时，生活之树的繁茂和理论的灰色反差如此之大，我们是在几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面临了这一切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