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4)04－0006－06 DOI:10.13438/j.cnki.jdxb.2014.04.002 邹赞(以下简称“邹”)：陶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的学术之路始于对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梳理与问思，比如对古典美学、文艺心理学、文体学的关注，研究的大致路径是较早吸收了西方现当代文论一些理论资源和观照视角，以此介入有关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的深度思考。您后来转向了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论题涉及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后现代后殖民的文化语境、粉丝文化、文化政策等等，那么促使您个人学术兴趣转移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陶东风(以下简称“陶”)：我从事学术研究大概开始于1985年。那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当时正在热心推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他主持了一个文艺心理学方面的国家项目，于是带着我们一批硕士生一起做这个课题。那时候正值八十年代中期，整个国家、社会都蒸蒸日上、比较有朝气，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比较明确。我呢，一开始是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觉得当时大到国家发展的方向、社会转型的方向，小到我个人的人生道路、政治理想，都比较清晰，没有遭遇太多的困惑。我认为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做一些相对纯粹的学术。所谓纯粹的学术，就是跟政治离得比较远，有较大艺术自主性。我当时选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研究”，后来成了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其特点是用西方的一些思想资源来分析中国古代美学当中的几个核心命题，包括虚静、发愤著书、空灵等概念，不成系统。此后我转向关于文体和文学史理论的研究，还是跟政治离得比较远，充其量只能说是对文化哲学有一点兴趣，但还没有具体到政治哲学。 一个主要的转变是发生在89年以后。89年以后，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由于种种原因难以为继，社会的现代化规划被修正，现代化原本呈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政治民主化，一个经济市场化。但到了89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停顿下来了，市场经济以一种新的方式加速发展。尤其到1992年以后，这个变化特别明显。此前我们也讲市场化，但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探讨，而且市场化的空间主要在农村。1992年之后开始推进城市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另外，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势，一时间演员走穴、文人下海、教师停薪留职去经商等成为文化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学研究者需要处理的一个迫切命题就是文化要不要市场化，这种市场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这个思潮的兴起和新启蒙的衰落有直接关联，或者说这两者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启蒙是一种普遍主义话语，而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取向，强调中国自身的特殊性。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对应着当时的特定社会情势，比如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被引进，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出现裂隙，南海摩擦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相继发生等等。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新启蒙主义的影响在下降，甚至不再能发出任何声音了。 总之，九十年代初，整个社会文化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原来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想都受到了极大冲击，陷入迷惘彷徨之中。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没有迷茫，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具备做纯学术研究的心境，但九十年代初，一切变化得太快，我感觉自己不再能把握人生道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已经很难继续下去。所以我的整个兴趣发生了变化。我把学术作为探索自我人生的一个途径，当作勾连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的桥梁。所以我开始思考文化市场化、人文精神、公民社会等现象，积极参加有关当时文化热点的讨论，并且和金元浦老师合作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叫《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应当说，我在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转型时期，经历过迷惘和失落之后，开始认真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中国的道路到底怎么走？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怎么走？以上就是我学术兴趣转移的缘起。 邹：作为从文学研究领域率先关注文化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您曾撰文批评几本通用的文艺理论教材，提出了一种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突显历史、社会和地方“知识——文化”建构的新型文艺理论。这种视角颇具启发性，但纵观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材，似乎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二重属性问题，您如何看待？ 陶：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工作，一个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译介与本土实践，在比较系统地组织翻译、介绍西方文化理论的同时，也关注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特别是大众文化实践，做一些现象、个案的分析，这方面我花费的功夫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我把阅读和习得的文化研究理论、西方社会文化理论，与我对当代中国新兴文艺现象的关注结合起来，比方说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大话文学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把文化研究的心得运用到文艺理论的学科反思，结果发现文学理论学科，特别是大学文学理论的教材存在很多问题，我把它称之为本质主义。我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理念，那就是建构主义。我在这方面作了比较长时间的思考，除了发表一些文章之外，还出了一本教材，就是《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本教材，尤其是前面的“导论”部分，可以说相对集中地呈现出我个人的文学理论观念。你说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实际上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十分关心的议题，我很难说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认为审美本身是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比如布迪厄在《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学批判》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审美的偏好并非跟个人或集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因素没有关联。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审美趣味，这个审美趣味跟资产阶级不一样，那是由于工人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工作环境、经济收入、接触的人群等与资产阶级差异甚巨，正是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使得工人阶级有了这样一种与资产阶级迥然有别的审美偏好。那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一样，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有了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个例子说明没有所谓的与个体生存环境完全无关的一种审美偏好。我比较能接受布迪厄的这种看法。另外，我还受到伊格尔顿和乔纳森·卡勒的影响比较大，但总的说来都是文化研究或者后现代的一些思想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