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4)04-0086-09 莫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广取杂收，纷繁披离，这和他的阅读习惯有关。莫言读书的吞吐量极大，有浮光掠影，有浅尝辄止，也有潜心揣摩，回味再三。个中最吸引论者关注的，是他与山东前辈同乡蒲松龄的关系。这当然有充足的理由，有莫言自己的诸多创作谈，有他命名为《学习蒲松龄》的小说集，也有诸多学者的苦心研究。但是，仅仅盯住蒲松龄，还不足以论莫言的文化传承；其中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和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还有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和一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也。 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莫言与司马迁的传承与对话。 一、文学使命的自觉与精神自况的折射 对司马迁的景仰，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史记》的熟悉和频繁引用中。在互联网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莫言的演讲《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文中开篇就直奔司马迁而去： 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1] 在另一些场合，也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读到莫言对司马迁的称引。2013年冬天的福建福清之行中，莫言读到报纸上关于英国女王正式赦免二战信息战专家图灵的同性恋罪行的新闻。图灵是二战时出色的密码破译专家，也被誉为计算机科学之父。因为他出色的数学能力，破译了德军的密码，某种意义上凭借一己之力，提前结束了二战。可就是这样的天才，却是一位同性恋者。那个年代在英国，同性恋还是属于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图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牢要么选择化学阉割(被注射雌性激素)。图灵为了能够得到继续从事研究的自由，选择了后者，却处于长期抑郁之下，图灵在1954年6月7日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服毒自杀。莫言说，看到了这个故事他立刻想起了司马迁选择宫刑而写史记的故事。跨越时空跨越千年，普遍的人性再次引起了共通和共鸣，并且激发出关于好的小说是跨国别跨文化的思索：“好小说需要精彩的故事做内核，好故事则要表现普遍人性。中国作家并非只能讲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身上的故事，外国故事也可以变为中国故事创作的出发点和灵感。……中国也有曾遭腐刑的司马迁，我们面对的阿兰·图灵已经不是英国人，而是人，所以外国故事是否能为中用完全取决于是否对中国作家有启发。”[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道出了世道人心的利益驱动，而暗含讽谏之情。莫言拈出此语，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以应对那个命题为“贫富与欲望”的文学会议，并且在接下来的同一篇演讲中，对于当下的奢靡炫富之风，进行猛烈的抨击，提出了“什么样的人是有罪的”的尖锐命题以及文学的巨大责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1]而太史公遭遇腐刑，忍辱偷生，发愤著书，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莫言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结，就是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妥协与文学中的不妥协的悖论。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作家们要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更何况，莫言还曾经身在军旅，经受过更为严格的规训和更为缜密的束缚。这是毋庸讳言的。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莫言几次讲到过一个故事，“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竭力维护个人的自主性选择。这句名言，是在莫言获诺奖之后而普遍流传。其实，早在2010年，莫言就以此为题，发表过同样的一段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因为渗透了作家对于“告密”的自我忏悔，而具有了深刻反省和自我救赎的意义。[3]在消极自由的层面上，早在1980年代后期，莫言就讲到司马迁的无奈妥协背后的坚韧和开悟：“司马迁《史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彻底粉碎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一思维的模式和铁打的定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首先是一种卓然不群的眼光，当然还需要不怕砍头的勇气。这目光和勇气的由来，实得力于他身受的腐刑。在他那个时代，腐刑和砍头是同一等级的。许多不愿受辱的人是宁愿断头也不愿去势的。司马迁因为胸中有了一部《史记》所以他忍辱受刑；也因为他忍辱受了腐刑才使《史记》有了今天这样的面貌。汉武帝一声令下，切掉了司马迁的私心杂念，切出了他为真正的英雄立传的勇气。大凡人处在得意之时，往往从正面、用官家认可的观点去看世界，而身处逆境时，才能、才愿意换一个角度、甚至从反面来看世界。这有物质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二者同等重要。无论从文学的观点看《史记》，还是用史学的观点看《史记》，都可以看到这种视角变换的重大意义。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结果，便是打破了偏激与执迷，比较更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质。”[4](p.195)在意气风发的当年，莫言的《欢乐》和《红蝗》，曾经引起若干批评，但是，比起《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得到的巨大声誉，就显得不足为奇，亦不足挂齿。因此，莫言对司马迁忍辱偷生，摒弃官方立场，在写作上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赞叹，还未必有切肤之痛。那么，在经历过险遭灭顶之灾的对《丰乳肥臀》的围剿之后，在因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遭遇若干超出文学范畴的政治批判之后的今天，莫言从图灵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司马迁，个中的感慨可谓深矣。这恐怕不是犬儒主义和“越活越胆小”的简单化理解所能描述的，而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智慧和洞达。在不同的场合，莫言也讲述过对贝多芬和歌德面对普鲁士亲王是否应该弯腰鞠躬的故事的新的理解，讲到彻底性与不彻底性的纠结。甚至，在他的获诺奖演说《讲故事的人》中，他还特意讲到了一件往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对此深感内疚。”这样的故事，没有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那样对比鲜明，却也有深意藏焉。如果为了避免引起争议，莫言完全可以不去提及它，但是莫言还是以其坦诚和自我忏悔的姿态，讲了出来。我想，这样的故事见仁见智，它所蕴含的世事沧桑之感，却是唯有过来人才能体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