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衡的，在鲁迅、茅盾、巴金、瞿秋白、胡风、路翎、艾芜、舒婷、高晓声等一系列中国重要作家和理论家的身上都能寻绎到高尔基影响的印痕。但在如此之长的“影响链”中，高尔基对艾芜的影响，抑或说艾芜对高尔基的接受，却显得尤为特别。这种特别就体现在：艾芜是在流浪经历中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方面，寻绎出他与高尔基共同的思想特质。但目前学界对艾芜与高尔基这种特殊的关系却并未给予关注，甚至是两人的流浪汉小说创作都少有人探讨。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有王晓明的《艾芜：潜力的解放》一文涉猎到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创作，但王文仅选取《海岛上》和《草原上》两文进行了比较，而没有把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全面的研究与探讨。①事实上，对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探讨是极其必要的，因为通过两人流浪汉小说的比较分析，我们不仅可以明晰两人流浪汉小说的创作取向、文本内涵、风格特征，而且还可以管窥潜隐于文本背后的两位作家共同的人道主义思想。 据目前的资料记载，艾芜首次提到高尔基是在1928年，这一年艾芜刚刚从四川新繁老家逃婚到仰光，初到仰光的艾芜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艾芜在英文报《仰光公报》上首次接触到了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并将其译成中文在《仰光日报》上发表。据艾芜的好友黄绰卿回忆，这篇介绍高尔基的文章曾给予艾芜精神上很大的“鼓励”。②或许正是由于这种“鼓励”，使艾芜在之后的岁月里不仅阅读了高尔基的大量作品，而且还写作了关于高尔基的大量的评论性文章。他不仅是《幽会》《在草原上》等作品的热心绍介者，而且在其《文学手册》《高尔基的小说》《读高尔基的小说》等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高尔基。1956年，艾芜在《我与苏联文艺》一文中写道：“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我最喜欢苏联文学。这不只是由于我爱苏联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而且还由于苏联以前的文学遗产，即俄国文学的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曾深切地吸引着我。许多年前读过的作品，科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屠格涅夫的《木木》、高尔基的《草原上》、果戈理的《外套》……到今天，那里面的人物还生动地活在我的记忆里面。”③1958年，艾芜又在《人民日报》上明确指出：“由于有了流浪的生活，又有渴望自由的心情，一旦读到高尔基的初期的短篇小说，真如干燥极了的土地上一下逢着甘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凡是翻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我都找来读，而且不止读一次，总是常常拿来读。……我觉得我自己曾经成了高尔基热烈的爱好者和追随者。”④那么艾芜为何如此青睐与推崇高尔基？一方面是由于“那种热爱劳动人民的美丽的作品，那种同情被侮辱、被压迫者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了流浪的生活，又有渴望自由的心情”。 然而，尽管艾芜于追求自由的流浪途中与高尔基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共鸣，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即艾芜与高尔基流浪的缘起并不相同。如果说艾芜的流浪是出于自觉，是他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高尔基的流浪就是源于被迫，是生活的窘境逼他不得不踏上流浪之路。 艾芜在童年时期就对大自然和外面的世界满怀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憧憬，之后他满怀兴味地诵读的“古代诗人歌咏柳絮清风的诗篇”，以及《三国演义》《今古奇观》《七剑十三侠》《燕山外史》《禅真逸史》等书籍，“更给他对大自然的崇拜掺进了一种浪漫激情”，致使他从小就强烈地渴望走出家门，去打量外面五彩斑斓而又神秘新奇的世界。所以“一旦生活终于向他露出卑俗的嘴脸”⑤，祖父卖掉最后十亩田，又给他包娶了一位不识字的农家姑娘作妻子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地离开了家乡，踏上了他的寻梦之旅。从这一角度来看，艾芜的流浪其实是源于他对儿时诗意梦想的追寻，所以尽管他在流浪的途中也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人性的丑恶，但艾芜却往往不情愿因此而破坏自己内心的浪漫诗意，他要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侧过脸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要么尽量回避人性中的丑恶而极力去挖掘人性中的善良。与艾芜的这种自觉的流浪意识不同，高尔基的流浪是源于被迫。高尔基没有艾芜那样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也没有艾芜那种浪漫新奇的想象，当高尔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抛入到了残酷现实的洪流，而在之后的流浪岁月里，他又饱尝了人世的艰辛与磨难，这使他深刻地体验到了现实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加之他受到的具有“殉道”色彩的、充满“沉郁和苍凉”文化底蕴的、以十九世纪俄国古典文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熏染。所以高尔基绝不会像艾芜那样以新奇的、浪漫的、善意的眼光去打量世界，他只会以憎恨的、愤怒的、批判的眼光来谛视与反抗现实。 不同的流浪缘起，决定了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创作取向的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艾芜虽然始终注视着“现实的大地”，始终描绘着“真实具体的人性”，但往往不由得向浪漫主义倾斜。而高尔基虽然以浪漫主义的姿态登上文坛，但他却始终以忧郁的眼光、深沉的姿态默默地谛视着现实，从未“脱离现实，忘记现实”。也正是由于诸上因素的影响，艾芜和高尔基在书写流浪汉小说时，提供给我们两个存在某些差异的文本世界。 艾芜与高尔基流浪汉小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挖掘人性的深度、批判现实的力度、反抗意识的强度等几个方面。 在反映流浪汉的人性方面，艾芜往往着重凸显流浪汉的人性之“善”，而淡化对人性之“恶”的客观审视与深入挖掘。比如《松岭上》一文中的老货郎，在年轻时曾因在地主家偷米喂养妻儿而惨遭毒打，妻子也因这一事件而遭遇地主的蹂躏。面对此景，老货郎对妻子的不是理解与安慰，而是碍于面子，将妻儿残忍地杀死，而后浪迹天涯。多年后，作品中的“我”在“岭上的山家店里”遇到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货郎，而此时的他却依然做着哄骗乡民的买卖。面对这样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样一个道德意识薄弱的人，令人不解的是，作品中的“我”不但没有给予这个老人应有的谴责，相反却因老人的寂寞而给予了些许同情。与艾芜不同的是，高尔基在其流浪汉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人性之“善”，而且还对人性之“恶”给予揭示，并且往往将人性的“善”与“恶”放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加以展示。比如在短篇小说《切尔卡什》中，作者就描写了流浪汉切尔卡什和农民加弗里拉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前者颇讲义气、向往自由、落拓不羁；后者胆小怕事、自私自利、无比贪婪。在二人偷盗后瓜分所得时，加弗里拉企图杀害同伙、独占赃款。切尔卡什虽遭暗算而受伤，却还是饶恕了加弗里拉，并把全部钱财轻蔑地扔给了他。与此同时，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