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写于1924年12月20日，最初发表在当年12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七期上，后被收入散文诗集《野草》。全文600余字。这篇散文诗用超现实主义的极度夸张笔法描绘出一幅奇异而引人深思的生活画面。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手持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不知是要相爱还是情死。路人们从四面奔来赏鉴他们的拥抱或杀戮。然而他们俩对立着，既不拥抱，也不杀戮，直至干枯。路人们终至于因无聊而走散。而这对男女反而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而永远沉浸于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篇奇异而极富象征意味的散文诗题为“复仇”，那么其“复仇”的对象是什么？这种“复仇”又包蕴着作者怎样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呢？ 对这篇散文诗的创作立意鲁迅曾有两次说明。一次是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①另一次是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②受此影响，大多数研究者有了相近的看法。如冯雪峰说：“在当时那样社会上这种‘无聊’的‘旁观者’确实是很多的，这种‘旁观’和‘无聊’也就是作者平日所指责的‘国民’精神上的‘麻木’的一种。”③李何林认为：“作者用夸张的富于形象的笔墨，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群众(作者所见的)的麻木无聊的可怕。”④孙玉石也说：“这篇散文诗《复仇》，就集中凝聚了多年来鲁迅对‘戏剧的看客’精神麻木典型的深刻认识和憎恶感情。”⑤闵抗生也认为“由于憎恶这类旁观者，鲁迅先生写了《复仇》”。⑥以上学者基本上都认为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就是对社会上无聊“旁观者”的揭露、憎恶和“复仇”。不过，在对“复仇”的对象，即“旁观者”的指涉上却有不同。冯雪峰和李何林基本上认为这些“旁观者”就是指落后的不觉悟的群众。孙玉石虽然也认为“旁观者”即落后的不觉悟的群众，但却偏向于是向其精神麻木的心理状态的“复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习惯于从社会政治视角研究问题的学者们，在做出这样判断的同时，随即意识到鲁迅对落后不觉悟群众的“复仇”与他一向为受压迫劳苦大众呼号的人民立场的矛盾，于是就归咎于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弱点或阴影。如冯雪峰说：“像作品中所写的这种所谓‘复仇’的心情就分明反映着爱憎的矛盾，因为这种心情不同于冷漠或冰冷的态度是显然的。可是，这种爱憎的矛盾，怎样解决呢？社会上多的是这种‘无聊’的‘旁观者’，如果像这‘一男一女’似的采取了一种所谓‘复仇’的态度，‘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那是显然不能够解决跟‘旁观者’的关系问题的。这里也就很明白，正是这种爱憎的矛盾，正是这种愤激或所谓‘复仇’，反映着作者在他的社会思想上所存在的矛盾。”⑦孙玉石也解释说：“鲁迅写这两篇《复仇》的时候，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统一战线分化之后。‘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他在漫漫的长途中，努力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战友，而又囿于个性主义思想，不可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观察革命先觉者和革命群众之间的关系，没有找到觉悟而奋起的革命力量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两篇散文诗中表现了过多的孤寂情绪，表现了对于群众麻木一面缺乏全面分析的倾向，表现了对革命者与群众关系不无偏激的看法，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思想弱点。鲁迅是自己时代的‘人之子’，而不是超越历史的‘神之子’。他无法摆脱时代和世界观给他带来的历史局限。”⑧也有的研究者从鲁迅思想的变化和分期上解释这一问题。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复仇》反映了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以前的鲁迅先生对群众的错误认识，到了所谓的‘后期’，鲁迅先生掌握了辩证唯物论，便不这样看待群众了”。⑨闵抗生不同意以上诸学者的观点。他认为鲁迅所“复仇”的“旁观者”或“看客”根本不是指群众，而是指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他分析说：“在鲁迅先生作品中，那些看杀头的看客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多是小城镇上的市民，闲汉，奴才。其中也有少数劳动者，但他们决不是看杀头的基本观众，而且这些劳动者也不是受压迫最深的工农群众。……《复仇》是这样描写那些‘旁观者’的：‘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着。’‘空着手’，表明他们是些游手好闲之徒；衣服‘漂亮’，大概是为赏鉴这‘拥抱或杀戮’而作的精心打扮，同时也说明他们不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的工农大众。”⑩ 以上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解读《复仇》的研究者们的主要观点。而从婚恋心理的视角来解读作品的学者则认为，作品中描绘的手持利刃、赤身裸体对立的一男一女就是鲁迅与朱安或许广平婚姻或恋爱状态的象征，而“旁观者”或复仇的对象不是泛指庸众，而是喜欢刺探人的隐私、操纵社会舆论、制造庸俗新闻或卫道的“文氓”。从婚恋视角解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李天明，他认为：“鲁迅个人徒有其名、不即不离的婚姻痛苦，就在不杀不爱的对峙的恋人形象里得到惊人的体现。作为夫妻，他们应该各以自身的‘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可悲的是他们的温热不足以诱使他们相引相抱，爱也随之转化为恨。只要用恨的利刃一击，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然而同样可悲的是，他们之间的仇恨也不足以完成这一杀戮，结果就只能是他们永久地对峙直至干枯。这一结果实质上比相杀更为悲苦，所以诗人称之为‘无血的大戮’。……旁观者的围观使他们不能或不愿相爱或相杀，为的是不让旁观者有‘戏’可看。个人的行为只能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实现，个人的行为也永远带有社会性。基于此层面，《复仇》也可以认为是个人对社会的复仇。”(11)此外，李天明还从文字学的角度做了这样的分析和解读：“‘仇’通‘逑’，不仅可以指仇人，也可以指配偶。……鉴于此，‘复仇’便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答配偶’或答‘仇敌’。题义的复义性极巧妙地紧扣了散文诗藏匿着的主题：无爱情可言的夫妻的情感，心理和行为既不像配偶，也不像仇敌。”(12)另一个从婚恋视角解读作品的是胡尹强，他把旷野中对立的一男一女理解为是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状态的象征。而所谓“复仇”是诗人对恋爱隐私的窥伺者们复仇。他分析说：“这些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带着一种猥亵的心理，对男女恋爱充满好奇的探索，一旦探索到一点，就不惜添油加醋到处制造流言蜚语，不仅令诗人痛恨，而且还是对诗人爱情——何况还是婚外恋——的一种无形威胁。诗人越想越激愤，就写了《复仇》：我们不恋爱了，让你们无隐私可以探索，无聊直到干枯！”(13)这种从婚恋视角对作品的解读，特别是李天明从文字学角度提供的颇为新颖有趣的解读，虽然就情理逻辑上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把鲁迅一以贯之的对看客心理这一国民性陋习的揭露与批判限定在个人的婚恋情感上，显然是对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的矮化，这种“私人化”的解读，遮蔽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降低了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并且，鲁迅在同一天写的两篇同名散文诗《复仇》，其抒发的情感和表现的思想情绪或说“复仇”的主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而按照婚恋视角来解读《复仇(其二)》则无论从情理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很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