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4-0091-07 在中国近现代“儿童的发现”的历史进程中，周氏兄弟堪称双璧。早在留日时期，二周就开始留意童话以及儿童学的书籍。虽然鲁迅早在1907年就提出了“立人”概念，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二周还未明确从“人”的发现角度思考儿童问题，在话语形式上仍延续了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的思路，把儿童当作未来国民，重视教育是为“造成人民，为国柱石”[1](卷11P350)。然而，他们对于儿童学的翻译、研究和相关实践活动，已渐渐偏离了晚清以来强调培养公德意识、国家观念的思路，开始注意到儿童个性及美感的培育，发掘儿童内在的生命价值，为下一阶段也就是五四时期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做了很好的过渡。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从晚清以来把儿童看作未来国民的思路中走出，将儿童问题与“立人”思想紧密相连，在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背景下探讨儿童教育问题。当鲁迅发现中国历史“吃人”的真相，开始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时，周作人正是以其扎实的儿童学研究，以及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倡导呼应了这一口号。 如果通观他们二人对于儿童教育的看法，会发现很多观点如出一辙。他们都主张在教育上不应盲目追赶潮流，而应从对“人”的理解出发，确定教育宗旨。他们都强调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顺应孩子天性。强调游戏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玩具对于孩子的教育作用。并且都非常重视儿童读物，关注童话的翻译和研究，反对以科学的名义取消童话，并为神话辩护。他们都反对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教育，反对给儿童讲些高文宏义，造成过重的压力和负担。他们都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指学校教育，而是指广义教育。正是由于这种广义的大教育思想，使得鲁迅和周作人虽然都对旧学堂的弊病有过切身体会，对新式学校也时有批评，但却都不是从正面致力于学校教育改革的人物，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显示出更广阔的批评视野。虽然他们对儿童教育的思考中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但这其中又有不少看似细微，却又明显的不同之处，呈现出对“立人”之路探索的两种不同风景。 一、进化论与复演说 周氏兄弟都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化论为他们发现儿童提供了理论基础，却又使他们的儿童观朝着不同方向发展。鲁迅透过进化论思想看到了人类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基本趋势，并得出“后起的生命比前者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结论。而周作人则深受进化论中复演学说的影响。他认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荒时期”[2](P75)，所以他称儿童为“小野蛮”。他对儿童学的兴趣，也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虽然周作人曾先后涉猎过卢梭(Rousseau)、福禄培尔(Froebel)、蒙台梭利(Montessori)等教育家的著作，在日本时期就看过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史丹来霍耳(即G Stanley Hall，今译霍尔)的儿童学研究，这主要源于霍尔以复演说为基础的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与周作人对人类学、民俗学的兴趣之间的吻合与投契。 鲁迅也接触过复演学说，在《人之历史》中介绍过德国海克尔的学说，认为种族发生学与个体发生学是一致的。但这种学说却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的儿童观。鲁迅对于儿童的理解更接近卢梭的自然人性说。在他与儿童相遇的思想基础里，《破恶声论》所提出的“白心”是尤为重要的。鲁迅认为当时的中国之所以恶声扰攘，是“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1](卷8P29)。他赞美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卢梭等人的作品，心声洋溢，可以闻其“白心”。鲁迅在这里两次讲到的“白心”，无论是指自由表达心声，还是纯白素朴之心，都指向一种人性之“真”。他终生对“赤子之心”充满好感，一直关注儿童及其教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源于对“白心”的渴望与珍视。《狂人日记》中认为孩子也会“吃人”是文化濡染、父母教育的结果，《补天》中女娲抟土造出的人本来都很可爱，然而经过文明的熏染之后却逐渐变成精神萎缩、面目可憎的东西。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生来应是好的，天真的，后来的“坏”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虽然鲁迅对此也产生过怀疑，比如《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的对话即可表明这一点。但对“白心”的渴望使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在30年代的《漫骂》一文中仍然认为有人说儿童会为吃的东西打起来，那是对儿童的谩骂，其实那不过是对成人的模仿。在《“小童挡驾”》中也极力为儿童的纯洁辩护。 而周作人对儿童的理解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儿童时代正相对于人类初民时代，其生活习性当中保留了相当多的野蛮思想，喜欢争斗并不能简单判定善恶。他翻译过日本新井道太郎的一篇《小儿争斗之研究》，介绍了儿童争斗的原因、方法，儿童争斗之价值、道德。在译者序里，周作人认为其实儿童是小野蛮，居于小天地中，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他们的斗争，就像野人之战，为了“自卫其权利，求胜于凡众，而其间自有法律自有道德为之调御”[3](卷5P591)。因此，凡儿童都好斗，这是出于一种求生、自卫、荣誉以及游戏本能，并非简单的恶事，自然也并非对大人的模仿。 鲁迅特别强调儿童的真，对儿童读物里的“诈”与“伪”都异常反感。认为儿童不会喜欢《二十四孝图》“老莱娱亲”中的“诈跌仆地”，因为“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1](卷2P262)。而周作人从人类学角度认为儿童实际上是喜欢说诳话的。这并非“作贼的始基”，而是“空想的表现”，“艺术的创造”[3](卷5P786)。在《“小大自休”》中也说，小孩子无论是对玩具还是童话，都喜欢“虚假的玩意儿”，但是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便自然不玩了[3](卷5P743)。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正处于幻想正盛的阶段，喜欢说诳话，喜欢玩一些虚假的玩意儿，这都是儿童心理很自然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