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诗人批评家”中,钟鸣的位置显得颇为尴尬:一方面其批评才能很早就显露出来,且迅速赢得了小范围内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批评又自成一统,游离于较为主流的诗歌批评外,与1980年代的主要诗歌论题虽有交集却更多乖离,也并没有介入“九十年代诗歌”的自我阐释与激烈争论中。①这一点,也可从他持续发展的“南方诗歌”论的遭际中看出。 近三十年来,世易时移,诗界焦点迅速地转移变化,钟鸣却始终偏执地深入发展他有关诗歌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南方诗歌”论,尽管其中部分洞见已被同代诗人批评家或吸纳或反思到其他论题中,但又被其他诗歌公共议题湮没。②回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歌史,甚至可以说,少有一种观点如同钟鸣的“南方诗歌”论这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就浮沉在众多关键问题与重大争议中,其间断断续续,不绝如缕,一直遭到忽视与冷落。更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诗歌”引发的论争告一段落后,试图把握诗歌写作新趋向的激情命名甚嚣尘上,当“南方诗歌”近几年最终显豁为一种现象,钟鸣的某些论断甚至成为讨论这一现象的前提被批评家广泛使用,可是,钟鸣本人却对之不以为然,甚至不屑。③ 关于“南方诗歌”二十来年的沉浮史,可以阐发之处甚多,近些年来相关评论更是成几何级数地增长。不过,虽都统摄在“南方诗歌”这一概念下,表述却也因势而变,形形色色,内涵含混,甚至冲突,不仅涉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如“南方精神”、“南方性”等系列子概念,就是“南方”这一泛化的地理名词对应的具体地域文化区位也有待进一步澄清。而在众多相关论述中,唯有诗人批评家钟鸣,无论在内容深度与时间跨度上,都少有批评家与之相较。钟鸣不仅对“南方诗歌”这一问题有过持续阐发与研究,且近两三年内,又接连撰发长文,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使其“南方诗歌”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不过,钟鸣的“南方诗歌”论,虽然构成了诗论中最为引人的核心观念之一,但这一观念却又始终与钟鸣的其他观点存在着复杂的缠绕关系,甚至可以说,其“南方诗歌”论,只有放置在钟鸣诗评的相关观念群中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此,本文将以“南方诗歌”为触媒,辐射其他观念,全面系统地探讨钟鸣的诗歌批评,剖析其内在肌理与独特逻辑,呈现钟鸣对当代诗歌史乃至新诗史的复杂理解,并在这一观念系统内阐释出其“南方诗歌”论的独特内涵。而对钟鸣“南方诗歌”的探讨,也非以考查这一概念本身在学术研究上是否合理与逻辑严密为主,重在探讨概念背后钟鸣的问题意识,进而追问,当“南方诗歌”在不同时期被钟鸣唤醒、复活,幽灵般盘旋在犬牙交错的当代诗歌史问题的内部空间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也折射出二十年来当代诗歌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④ 一、张枣之死 哪位诗人批评家,是“南方诗歌”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并不重要,迄今也无可考的铁证。而在私人狭隘的阅读范围内,大概不出“四川五君子”中人,极有可能就是钟鸣。排除诗人间私下或随意或认真的交流中灵光一闪的口头发挥,见之于文字,并对这一概念不断加以补充完善持续到今天的,唯有钟鸣,而相关论述,又往往与其对诗人张枣品藻式的评述联系起来。因此,讨论也从钟鸣为诗人张枣早逝写作的长篇悼文入手 “生前寂寞,死后殊荣”。2010年3月张枣中道摧折,枯寂诗坛滞郁太久又无处皈依的激情,借此集束奔泻出来。在鼎沸一片的悲悼氛围中,钟鸣论世知人进而论诗,情深款洽,却能平理若衡,不讳良友的性格缺陷,并始终纳入诗歌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尤为可贵。长文《诗人的着魔与谶》,甫一开头,以早逝的海子作比,区分两者死之意义意味深长的差异: 张枣之死,可区别于海子之死,前者是现代的,寂寞之疾所引,而后者是传统的,类似于屈子之死,诗人所对抗的是一种近似于“野蛮人的垂直入侵”……⑤ 两位诗人年龄不差上下,张枣去世晚了二十来年,死(或自杀)之意义,竟有了传统/现代截然不同的旨趣。考察钟鸣区分的依据,则是二十来年的时间暌隔,天翻地覆,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分水岭钟鸣戏剧性地将之定位在1989年。如果说,海子自杀的悲剧仍与“启蒙”先驱的悲剧重叠:诗人与之对峙的“野蛮人的垂直入侵”的社会氛围,是“一贯如一的无知,重用腐败之辈,百姓的愚昧、庸俗,趁火打劫,官僚/民间知识分子永远的攻讦、诋毁、谗言、排斥、误读,反神话及疑古的深入人心,倡世俗化、实用主义……”⑥那么,1989年后中国社会总体文化结构发生了质的剧变,突出表现在社会控制方式: 今天的统治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伪装的市场研究员(各种各样的谈判员),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来控制羊群。⑦ 社会控制方式的改变,反馈为社会文化语境的嬗变,则在崩析与扩张的交错中新的文化载体与传播媒介彻底改变了诗歌在内的文化生态环境,且日益加剧: 首先是大众文化整体覆盖,电子传播攻剽城邑,然后是艺术家、诗人“自渎式的眼光”,自娱自乐,“统治术”逐渐转为因势利导的“美学管理”(与西方所谓“文化创意产业”直接对接)……⑧ 在上述总体文化格局中,诗人遭遇到的困境与面临的问题,相比海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 此种状况下,诗人当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先知,为大众脱盲、治疗、启蒙,评价正义、良心、和谐一类……而是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调节自身的使命—也就是和文学的关系,这正是主体和意义最深刻的一种关系,通过语言这一比任何团体更为复杂、也更为可读的“组织”,受制于思想、感性和智性的多重逻辑。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