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显得粗糙但充满活力，出现了如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和胡风等一大批文学批评家，为左翼文学批评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创作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新时期以来充分肯定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积极意义，也反省其中的一些“左”倾思想，但较少顾及同时期作家的反应。其实某些“左”倾倾向当时已经受到很多作家的质疑，他们的声音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左翼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观察角度。“第三种人”论争正是这样的一次重要对话。 一、文学批评“危机”与“第三种人”的历史生成 “第三种人”论争是左翼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论争。文学史对这次论争的叙述简洁明了，实际上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也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就拿“第三种人”的概念来说，也一直存在多方面协商的过程。左翼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多将其视为“中间派”，而施蛰存则将其重新“改正”为“作者之群”①。诚如他所言，苏汶最初的确是将“第三种人”界定为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争着文坛的霸权”的“‘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人②。苏汶在另一篇文章中将“第三种人”更明确地界定为“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③。可见苏汶最初是将“作者之群”放在左翼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对立逻辑中展开。 批评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但也离不开文本，批评家与作家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所以也难免会发生龃龉。 1932年1月份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第2卷第1期征集了二十多位作家讨论“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参与的作家包括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陈衡哲、郑伯奇、戴望舒和张天翼等，甚至还有邵洵美。除去没有发表意见或者没有涉及的作家之外，大部分将“创作不振之原因”归之于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阶级的觉悟，缺乏“辩证唯物法的眼光”，认为正是这些原因导致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需要“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习性”才是“文学的正确的途径”(蓬子语)。由此可见作家们仍然从左翼意识形态的思路来考虑“创作不振”的原因。只有鲁迅、叶圣陶、戴望舒和邵洵美在文中表示了对批评家的反对意见。鲁迅“不相信中国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叶圣陶没有明言批评家，但是他说“生活欠充实不能写出充实的创作”的信念是不好的现象，可见他也是针对以上大部分作家的阶级意识检讨说法的。邵洵美认为要“找认真的批评家”。戴望舒是“左联”盟员，后来也被归入“第三种人”。他在征文中表示，“希望批评者先生们不要向任何人都要求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意识，这是不可能的事，也是徒然的事”。 而胡秋原是把钱杏邨作为“左联”理论家的代表，对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苏汶借着胡秋原和“左联”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争机会，开始集中火力批判批评家的不可靠，揭开了“第三种人”论争的序幕。作家与批评家的矛盾开始成为文坛热门话题。陈望道是中共早期重要历史人物，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左联”，但也主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在私下他与胡秋原也有一层复旦大学的师生关系。他的立场应该说是较为公允的。陈望道的和气文章也证实“第三种人”论争与批评危机的直接关联。他认为，“最近胡秋原、苏汶两先生的文章，主要点都在对于左翼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④。事实上“第三种人”论争之后上海主要文艺期刊和报纸副刊上几乎都有探讨作家与批评家关系的文章，“第三种人”论争也正是在此历史语境中成为文坛焦点。茅盾对此也有一段很长的回忆： “记得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顷，曾出现过所谓文艺批评的‘危机’，作家们和批评家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所谓‘危机’，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盛行的那种文艺批评不时兴了，曾经目为‘权威’的，被发现是建筑在错误基础上的，于是遭到了‘清算’。‘第三种人’又乘机‘崛起’，把文艺批评中的这些过失归咎于党对文艺的领导，以艺术保护者的身份出现，指责革命文艺，提出所谓‘文艺自由’的口号。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界对‘第三种人’展开了论战，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但是，健全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尚未建立起来，批评家们尚未完全摆脱旧的习惯。所以作家们写出作品，听到的每每是‘从大处落墨’的空泛论断，什么‘没有把握时代的精神’，‘无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没有写出新时代的英雄’等等，却很少见到具体分析的评论，也很少听到对作家创作的甘苦表示体恤的。总之，通过与‘第三种人’的这场论争，也暴露了左翼文艺批评界的贫弱，和引来了作家对批评家的意见。”⑤ 二、左翼文化领导权与“文艺自由”的对话 批评家之“可恶”自然是因为他对作家作品没好话。对批评家的不满在任何时代可能都会有。也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不满批评家的理由。20世纪30年代对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很多属于这一类的情况。但对“作者之群”来说，他们所指的批评是有具体所指的。苏汶指责的是“左联”的“指导理论家”。“第三种人”对所谓“指导理论家”的不满主要在于批评家的公式主义等问题。苏汶抱怨批评家们，“规定了一种创作的方式，他们便‘不但自己这样写，并且还要号召一切人应当这样写，还要攻击不这样写的人’”⑥。苏汶的话并非完全的虚构捏造，公式主义的来源有许多种，要求“辩证唯物主义”地去写就是其中一种。茅盾没有参加“第三种人”的论争，但在“第三种人”论争前后，他也在《东方杂志》和《申报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一些批评公式主义的文章，茅盾后来也说，“至于评论家，拿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支标尺，以此衡量作品，这是最拙劣的做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