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首重“学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正是这个“学识”，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学识”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有了“学识”，才成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学识”不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直接的感觉、感受和体验积累起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首先是学校教育——从前辈和前辈的著作中接受过来的。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直接的感觉、感受和体验获得的知识是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只局限在自己狭小的生活范围之内，所以很难形成有系统的知识和有系统的思想。只有通过学校的教育接受的前人的知识和思想，才有可能是有系统的，因为那是前人在整理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之后集中表述出来的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通过整理，就有了系统，各种知识和思想观点之间就有了联系；有了联系，也有了相互之间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知识或思想观点都不是整体，整体是由所有这些知识和思想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联系起来的(现在有时也称作“编码”的过程)，并且其中还留有大量的空白，容许后人将新发现的知识、新形成的思想放在这个系统里，并取得它在这个系统中的特定的位置，获得自己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古代的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墨子思想、庄子思想、韩非子思想等等，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思想学说，被我们称之为各种“主义”的外国思想学说也是这样一些思想学说。当我们接受并掌握了其中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我们的知识和思想也就有了系统性，我们就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接触到一个事物之后，除了像老百姓一样感觉、感受和体验到它本身之外，还会将它放在自己的知识系统和思想系统中感觉它、感受它、理解它，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感觉、感受和理解就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我们也就成了与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的人，成了“知识分子”。看不起我们的老百姓称我们是“书呆子”，看得起我们的人称我们是“知书达理的人”、“有教养的人”、“有学问的人”。这都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与他们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了“学识”，这种“学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当我们追溯到中国现代学术奠基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下列两类知识分子：其一是像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这样一些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派”，其二则是像林纾、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这样一些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是当时的“文化革命派”，还是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实际都不是目不识丁的“引车卖浆者”之流，不是没有“学问”、欠缺“学识”的一些“普通老百姓”，而是一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是一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如果说林纾在“学识”上还是一个有明显缺陷的人，还是一个对西方文化知识缺少必要的了解的人，那么，“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则不同了，即使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也是不让于那些“文化革命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他们在出国之前，都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实际就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教育)，而后到美国留学，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教育，接受了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成为中国第一代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信徒。——在“学识”上，他们与“文化革命派”一样，都是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识渊博”的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除了“学识”之外，还有一种“史识”。“史识”也包括在“学识”之内，没有“学识”的人，也不会有“史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学识”。“学识”是空间性的，“史识”则是时间性的。“学识”是将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纳入一个空间性的结构之中，将其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①《春秋》是一部历史书，为什么孔子作了《春秋》，“乱臣贼子”就“惧”了呢？因为《春秋》叙述的虽是一些历史的事实，但所贯穿的却是孔子的一套伦理道德的思想。人们掌握了这套伦理道德的思想，对“乱臣贼子”就有识别力了，就有对付的方法了，“乱臣贼子”也就不能不“惧”了，所以《春秋左传》被编入“五经”之中。“经”就是“思想”，就是“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空间性的。“史识”则是将所有的知识和思想都纳入一个时间性的结构中，将其构成一个前后继起的链条。这些历史的事实也是通过阅读前人的著述逐渐掌握起来的，因而也是“学识”，但将其作为前后继起的变化过程看的这些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人的历史的意识和历史的观念，增强的是人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变化脉络的寻绎和思考。“究天人之际，述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这就有了“史识”。到了清代，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就是说连儒家的思想，也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在历史上演变的，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大量的历史知识。 当我们想到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学识”，但当我们想到胡适，就应该首先想到他的“史识”了。胡适也是有“学识”的，其“学识”也是很“渊博”的。在出国前，他也像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一样，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文化传统的教育。出国后，他接受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学说，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弟子。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但是，当我们考虑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他提倡的白话文革新的时候，仅从他的“学识”想是想不明白的，而应当从他的“史识”上来想。事实上，胡适凡是讲到“五四”新文化革命、新文学革命和“五四”白话文革新的地方，主要讲的就是“历史”，就是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书面语言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史识”，胡适称之为“历史的眼光”，是与一般的“学识”不同的。胡适说：“国内一班学者文人并非不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的看法。譬如孔子，旧看法是把他看作‘德侔天地，道冠古今’的大圣人，新看法是把他看作许多哲人里面的一个，把孔子排在老子、墨子一班哲人之中，用百家平等的眼光去评量他们的长短得失，我们就当然不会过分的崇拜迷信孔子了。”③胡适说的“旧眼光”，实际就是作为“学识”看的孔子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是能够容纳下中外古今所有事物并给以特定的感受和认识的，而胡适所谓的“新眼光”，则是他的“史识”，在这种“史识”中，孔子只是中外古今思想家中的一个。这就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的思想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