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尧教授：不久前辞世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自不待言。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经典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这本著作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的。从中译本传入大陆至今，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从未间断，成为近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张清芳、王丽玮的文章，以夏著在大陆学界三十余年间的传播与学术启示为个案，进行考古学式的源流追溯，由此管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优缺点以及大陆学界在“对话”中“成熟”的历程。论文认为“今日的学者不应该忽略夏著作为第一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著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不过也要把夏著历史化，夏著的优缺点也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背景决定的”。这样的思考和观察，显示了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勇气和胆识。 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三十余年来已经对大陆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引进最早、反响最大的翻译著作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下文简称“夏著”)。其英文版本早在1961年就在美国发表，此后被译成中文于1979年又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乃在友联一九七九年版本的基础上，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而成”①。该书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则要迟至2005年。不过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到香港访学的学者以复印本的方式把刚译成中文出版的夏著“非法”引入大陆学界。从那之后直到今日的三十余年来，夏著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批评话语之间产生了重要的碰撞和互动交流，成为最受关注的一部学术“经典”专著，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现象②，它在大陆学界的成功也成为其他海外汉学家争相模仿的对象。不仅如此，以夏著为开端，海外鲁迅研究的部分成果也被译成中文在1981年出版③，随后夏济安、金介甫、李欧梵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性成果也在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和介绍，90年代后更多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则被引进④。这些著作以异于大陆学术研究的鲜明“异质性”特征——崭新的美学尺度与知识学系统，以及独特的话语方式及批评视角，深刻地参与到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知识学重建中，并对新时期以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体系的“世界性”“现代性”品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洪流中，并成为后者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海外汉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影响为切入点，尤其是在今日再重新反思和梳理海外汉学新时期以来在学界传播和流变过程，其中也暗含着对“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关系的反思在里面，是当下学界亟须进行的一个工作。本文就拟以夏著被引介入大陆学界后三十余年间的传播与学术启示为个案，进行考古学式的源流追溯，并借此分析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优点和缺陷，也可从中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在三十余年来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浮躁幼稚，走向成熟独立的过程。 《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是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而被引进大陆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文化背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中国在经济上改革开放，在文化思想界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在此推动下，西方文学和现代哲学思想大量涌入和被吸收⑤。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承担着突破旧窠臼和单一方法论，通过“破旧立新”来实现学术的创新和现代化，以及尽快进入国际学术领域和国际化的重要任务⑥。当时大陆学界正苦于找不到学术创新点来打破50—70年代“政治挂帅”的旧有研究模式，而对当时的大陆学人来说，作为西方学术代表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第一部由海外著名学者所写具有完整学术系统结构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无论是在历史观、方法论还是批评范式上，均恰好为当时大陆学人提供了模仿学习与反思的全新切入点和契机。这也是它引起当时学界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 夏著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即第三个十年)被遮蔽的现代作家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发现挖掘和高度评价，在80年代初期启发、激起中国大陆学界对40年代文学的重视和重新考察，这是夏著的一个首要贡献，亦是夏著观点被肯定的一个原因。唐弢曾指出：“最近看到一些外国的材料，他们很重视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段的文学。他们认为现在中国人写的文学史，包括我主编的那一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讲了，讲得很多，他们现在就要看我们没有讲过的。有个夏志清写了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发掘出一个钱钟书。……香港说夏志清发掘出了中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没有注意的作家，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张爱玲。我们欢迎有人发掘，过去我们这方面工作做得太少了。”⑦不过唐弢接着指出，张爱玲实际上是左翼作家发现的，并不是夏志清的功劳。——其实夏著第十五章《张爱玲》的中文译文早在50年代初就由在台湾的兄长夏济安发表在其主编的《文学丛刊》上⑧，但是由于当时大陆和台湾学界之间特殊环境导致的文化隔膜，致使大陆学界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否则夏著在60年代挖掘张爱玲的开创性举动更要打折扣了。 虽然夏著对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启发性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范式上。夏志清在1963年反驳普实克的那篇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中曾指出：“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⑨然后再运用“归纳的方法”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史结论。夏著的这种“以史带论”特色显然给80年代初的学人以启示，唐弢曾以夏著为参照物来反思由他主编并于1978到198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缺陷，认识到50—70年代因时代局限所写出的文学史均是“以论带史”的产物，指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⑩。除此之外，夏著把宏阔的西方文学作为背景，在作品审美感受的基础上广泛进行中西比较的“大历史观”，同样使唐弢他们进行反思：“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长期以来不必要的框框太多，限制了向深处发展，也限制了研究面的扩大，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是空白，还应下大力去挖掘。……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个作家，评价都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肯定他们长处，不要根据政治上某些缺点一下子就全盘否定。”(11)正是夏著使唐弢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在广泛吸收中外古今的文学营养的基础上，文学史还要不拘一格，不应该只是“左翼文学史”，而是“左、中、右作家都写”，更应该成为具有“一家之言”特点又不乏客观公正文学史定位的学术性著作。一部血肉丰满的文学史也由此形成自己的写作规范：应该是按照时间脉络梳理出的“文学的发展史”，有贯穿其中的主要线索和文学规律为骨骼框架，具体细致的作家作品论则是其肌肉和神经系统。在夏著的影响下，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成果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就有多部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命名的专著出版(12)。以此为开端，不断对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进行重评，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学术常态，亦是保持学术活力的一个有力举措。在从1988年开始的、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今日的“重写文学史”事件中，很多学者指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启发、推动该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海外学者和著作的影响”(13)。不妨再列举新世纪之后北师大的王岳川对茅盾小说《子夜》的过低评价事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夏著对王岳川产生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夏著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和开端。虽然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在8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即使没有夏著的引介也会逐渐发展起来并产生多元化特点，但是夏著的确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和方向引导作用，却是必须要承认的一个学术事实。正如王德威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问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此书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碰触许多夏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14)可以这样说，是夏著作为一个启发点，激发、推动了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不断重写，使其在1999年前后进入一个高潮，学界出现了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著，包括钱理群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等，可说实现了唐弢在二十年前就预示的文学史繁盛景象：“有的可以编年，有的可以依类；有的可以博采众长，总结成果，反映学术研究上公认的已有的论点；有的可以独出几见，成一家之言，说出某些别人尚未想到的新意，或论艺术创造，或重作品影响；至于发现新的作品和新的作家，更是所有文学史家应当共同负起的任务。”(15)这些文学史均拥有比较成熟的框架结构和经得起推敲的学术观点，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批评话语已经被成功地建构起来，而且已经发展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