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4-0005-10 本文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指对“现代中国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畴，其中包括文学史的书写、文学思潮流派的探究、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文学资料的搜集汇编等，也就是对构成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史料四大形态的考析与研究。 自20世纪50年初将现代中国文学纳入体制内的法定学科进行研究起，直至70年代末，始终从政治视角切入，纳进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范式给予研究，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探讨逐步导向“兴无灭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使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成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两大阶级、两种思想甚至两条路线开展斗争谁胜谁负的晴雨表或前哨阵地，而且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四大形态及其作家主体几乎都成了对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的对象，这就是所谓“政治化”研究导致的最终结果。 对于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政治化”所带来的正效应或正价值且不论，只是它导致的灾难与弊病，上世纪80年代从极左政治思潮禁锢下获得解放的政界或学界的精英们，对其进行了批判与清算。尽管这次批判和清算受到干扰或阻遏，并不彻底，但毕竟使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化”模式的羁绊，冲决了一些极“左”政治设下的禁区，逐步跨入“学术独立”研究的轨道。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主体思维不再用一元化的政治理论特别是极左政治思维框架，上纲上线地硬套现代中国文学本体系统，或把它从政治上定性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或苏式社会主义文学，并武断地判定现代中国文学是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或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力图“去政治化”把现代中国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审美系统或学术研究的独立对象。二是通过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摘掉了戴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或诗人或评论家头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帽子，恢复其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并撕去了贴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学史料上的“封、资、修”三个字的政治封条，充分肯定其“现代中国文学实绩”或珍贵文化遗产的学术地位；这就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思潮流派的研究以及作家作品的重评、文献资料的整理，开拓出一度被歪曲或被遮蔽的文学新天地。三是文学研究惯用的主观而机械的政治论及其阶级分析，和二元极端对立的政治认知结构，遭到质疑、拒斥或颠覆；系统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或者以人为本的人学思维范式或者人性论分析方法逐步取代了政治论及其阶级分析，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方法论，致使现代文学史书写、思潮论、流派论或作家论、作品论等研究成果无不“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色彩，增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这样的“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色彩，增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本体性。上述的“去政治化”研究是除弊祛邪的，所产生的学术成效是正能量的，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应该坚持下去的。 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越深入，我们越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往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掀开一种遮蔽常常又造成另一种遮蔽；而要正确全面无偏斜地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方向并非易事，那种曾经出现过“东风来了有东风的现代文学研究，西风来了有西风的现代文学研究”的“风派”行为并未根本解决。说实在的，产生正能量或正效应的“去政治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过头”了或“出格”了；而是深入不下去，突破不了，一些深层问题解决不了，一些历史政治密码也破译不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在对现代中国文学“去政治化”研究过程中，伴随着正能量的产生，的确出现一种相反的倾向或另一种遮蔽，所带来的研究结果并非全是正效应，甚至是些弊端，因而值得认真考辨方可给出正确结论。而这种新偏向或新遮蔽乃至弊病，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不论是通史、断代史或者是专题史、分体史，都是尽量地淡化政治背景甚至去掉政治背景，只写现代文学本体的发展或者作家作品的流变史。这种“去政治化”书写的文学史，固然可以突显文学的本体性，切断文学与政治的瓜葛而使现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审美系统，这种纯文学研究或纯文学史书写的学术追求诚可贵；但是笔者要问，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或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能够反映出文学史的真实面目吗？如果新时期伊始所提出的“回到文学本体研究文学或书写文学史”口号，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泛政治化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及书写其文学史的有力反拨，对于恢复现代文学研究的本体地位和文学史书写的本体面貌以及把现代中国文学从牢固拴在政治战车上拉下来，的的确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那么到了21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已经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负效应，即影响到现代中国文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和文学史全景观的真实书写，因而就应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回到文学本体研究或书写文学史”的口号进行冷静地反思了。所谓文学的本体主要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即文学形式与内容圆满结合的审美性，承认文学的特质是其文学性或审美性，亦承认文学的演变有自身的规律性，并形成了独立或特殊的审美文学系统。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文学史书写，若是专注于其本体性，那么这种本体性的形成或演变从来也没有离开现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与政治生态。试想晚清的文学改良、五四的文学革命、30年代的左翼文学、八年抗战文学、“十七年工农兵文学”、“十年文革文学”、新时期80年代90年代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它们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无不与文化语境和政治生态紧密相关。所谓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乃是历史的不可磨灭的真实。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只强调“去政治化”，虽然取消了过去书写现代文学史过多过重的政治背景或政治话语，特别是那种有害于文学健全发展的极“左”政治，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必要的或有利于文学生成的政治背景也淡化掉了，这样的文学史书写不仅失去了不该失去的真实性，而且文学运动的形成、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文学作品的生成不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笔者最近阅读几部21世纪以来重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从其显示框架结构所拟出的章节标题到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去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既没有对现代中国文学每个历史区段政治背景的简明勾勒，又没有对文学作品的政治内涵给出必要分析，该抹去的政治色彩抹去了而不该抹去的政治特色也抹去了。这样的“去政治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出文学史的本体面貌，但是不该遮蔽的文学史本体却被遮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