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上大学在中国一直备受瞩目。关于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问题，特别是社会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广为学界关注。①高校扩招后，学者们发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了，基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如文化资本、阶层差异乃至家庭人口结构等)被强化，基于区域、城乡的差异在扩大，弱势群体除了在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方面得到了较为相称的机会份额外，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反而处于更不利的位置。②针对这种变化，一些研究从解释教育扩张与不平等关系的三个主要理论模型角度——“不平等最大化维持”(MMI)、“不平等有效维持”(EMI)、“理性行动”(RAT)与“教育决策模型”③——给出了不同解释。 既有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机会分配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变化，但研究中存在不足，即人们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混淆了因学生能力分化所产生的机会差异与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区别，而这一区别事关教育公平。个人成就是基于家庭背景等出身因素还是自身能力和努力，通常是判断分配正义的基本标准。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似乎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儿童能力分化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为此作者曾基于布劳-邓肯关于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框架(“先赋”与“自致”)以及布东提出的教育不平等形成的两个基本机制(即“首属效应”和“次属效应”)，提出过一个教育不平等的分析模型，强调了产生教育不平等的三个既相互交织又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是因儿童个人禀赋、主观努力程度以及可资利用的家庭资源的不同而产生的能力差异或分化，二是因所处结构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教育选择差异，三是因儿童处于不同结构位置、在“结构授予”机制下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④第一个路径所产生的机会差异均因儿童能力分化所致，它与儿童的主观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当然也与家庭资源条件相联系，但最终形成的是固化在儿童个体特性中的才能或能力；第二个路径是基于客观的阶层位置的“理性”选择，是结构约束条件下的选择不平等；第三个路径产生的不平等结果则是儿童所不能控制的，是成人社会的不平等格局强加于儿童群体的，如户籍、城乡等结构性差异。混淆不同的机会差异机制而仅专注于“出身”或代际传承的影响，不仅不能对伤害教育公平的因素做到有的放矢的批判，反而可能损害学校教育应有的竞争精神和效率机制。公平合理的教育机会分配，应允许和鼓励儿童通过能力竞争而产生机会回报的差异。 基于上述思考来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应该就“因学生能力分化”所导致的机会差异和“因结构条件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加以明确区分。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是以学生能力为标准、还是被家庭背景等所主导？尽管多数经验研究都证明，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机会具有显著影响，但就整个争论来说都还只是其中一方面的证据，来自学生能力方面的证据始终是缺失的。如果能力和社会出身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个人的教育成就，那么这二者又以何种方式共同影响机会分配？就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会而言，能力与出身两种机制的影响有什么差别？ 本研究利用一项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来分析获得不同层级本科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考察能力和出身两种机制在进入不同层次高等学校时的效应差异。⑤ 二、社会再生产与绩能主义的理论争论 人们对教育不平等的关注，源于更深层次的分配正义。所谓分配，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主要指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报酬的分配过程以及对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的选择过程。⑥针对后一过程中分配正义问题的讨论，当前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即“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与“绩能主义”(Meritocracy)。 社会再生产理论一般被当作违背分配正义的一个主要概括，它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模式，即迈耶尔所提到的“强再生产”模式与“弱再生产”模式。⑦所谓强再生产模式主要来自左派社会学研究者，如威利斯(P.Willis)的社会抵制理论、阿普尔(M.Apple)的“隐性课程”理论，鲍厄斯(S.Bowels)、金梯斯(H.Gintis)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些理论都普遍关注整体性社会阶级或地位群体是怎样通过学校系统而被再生产出来的，强调学校教育过程对原有社会阶级结构的重新复制。弱再生产模式强调个体性的家庭优势传承作用，在以知识分层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新教育社会学中比较普遍。新教育社会学将葛兰西、曼海姆等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引入课程研究，认为课程的变化是知识定义的变化，而这种知识的变化和社会分层、专门化以及知识组织的开放程度是一致的，教育知识传递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系统来实现，权力分配和社会控制的原则也同时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在此知识分层的研究范式下，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教育社会学理论模式，如“新课程理论”、“符码理论”、“符号暴力理论”等，就社会阶级对知识分配、进而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展开分析和讨论。此外，科林斯(R.Collins)的“文凭社会理论”也通过文化冲突的分析来证明文化优势群体在地位再生产中的垄断性作用。在弱再生产模式中，文化再生产(或阶级的文化优势传递)是更为重要的社会分析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