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3-0211-06 1895年到1910年代是乌托邦文学流行的时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建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梦的起点。五四以来，世人多注意到中国梦在政制、科技、文化等层面对西方文明的模仿，较少认可中国梦诞生伊始便内含有超越西方的文明想象。不过，对比当下世界面临的种种现代性困境，这一“超西方的儒家乌托邦”近年多被西方汉学界认为有着“引人入胜”的魅力。[1]以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新石头记》、陆士谔《新中国》等为代表，中国梦不仅有着科技政制全面落后的危机意识，更有着道德理想主义的超越意识。在东方和西方之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欲建构的儒家中国梦，是一个混合了中西政制、价值观念、科学精神，甚至殖民想象的有机世界体系，更是一套以仁义治天下的文明话语，一个“儒托邦”。这为我们从开端处理解中国梦的独有内涵与价值提供了契机。 一、文明境界：儒家中国梦的展开 20世纪初文人的中国梦不同于传统的桃花源，他们试图在现实世界中建构一个“道德—政治—科技”理想国——文明境界。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为“逃避式的乌托邦”，后者则是一个“有效的乌托邦”。它是科技乌托邦、政治乌托邦与道德乌托邦的叠加，是对西方现代世界的模仿，同时也渗透着儒家超越性的反省。 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的引进和流行开启了晚清“小说界革命”，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起点。从阿英《晚清小说史》以立宪运动与种族革命作为文类划分的依据，到后世文学史进一步将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双线文学观发挥到极致，晚清政治、科学小说的阐释空间也因此被极大压抑。晚清小说呈现的中国梦想象显然更为多元与丰富。主流的建国想象有三种：一是“虚君共和、君主立宪”(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新中国》、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二是“革命民主主义”或“各省独立”(陈天华《狮子吼》、姬锁《黄绣球》)；三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蔡元培《新年梦》、海上独啸子《女娲石》、鲁哀鸣《极乐地》)。种种构想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很难以革命和保守做僵化地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模仿西方现代政制科技蓝图的同时，借力传统思想资源展开中国梦的构建是早期乌托邦小说创作的共同策略，尽管他们所取路径略有差异。革命派多取神话论的种族主义意识，保守派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则更浓厚。革命派政治乌托邦小说中，仙人岛、华胥国、华严界、乐土、桃花源、大同会社、蓬莱岛、君子国、黄金世界等等传统乌托邦纷纷复活，尤以黄帝神话盛极一时。岳飞、黄宗羲、朱舜水、王夫之、张煌言等等在各类文学体裁中“拔泥途之中，而得蹑于青云直上”[2]。但是革命派的这一复古排满策略很容易落入狭隘的“生物(文化)种族主义”陷阱。对此，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等等知识领袖先后都表现出相当的警惕。这也是儒家革命论策略愿意体现出更大包容性的理由。《大同书》、《新石头记》、《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等作品在细致描绘西方政制科学基础上，试图借儒家文明乌托邦想象返回本源。“大同会社”、“文明境界”、“新中国”以“孔道”中“仁”的精神推出道德主义和世界(和平)主义，实现对革命、自由、科学的重估、纠错和超越。尽管这一道德理想国很多时候像落伍的旧制度的翻版。 《新石头记》第二十六回中，闲挑灯主宾谈政体，“老少年”如此总结“文明境界”的制度建构过程：“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是专制、立宪、共和。此刻纷纷争论，有主张立宪的，有主张共和的，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敝境却偏是用了个专制政体，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取野蛮的办法。”此句看似冥顽不化，其实是李伯元与吴趼人力倡的游戏之笔的经典。吴趼人试图鼓励离经叛道的新解，激起解构的“笑果”。接着他道出原委，“野蛮世界”的人们求助于共和政体，结果却“分了无限党派，互相冲突”，政府成了“无主鬼”，绵延不断的党争让政府方针朝令夕改，如同“荡妇再醮一般”，岂不可笑?至于立宪政体，分了上、下议院，“贵族政体”最后竟然堕落到少数人专权的“富家政体”，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搅动“均贫富党”，激起“社会主义”，最终不管立宪共和殊途同归。“文明境界”的解决方案是，以《大学》为宪科教立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德育普及、宪政可废”，最终天下大治、议员各人研究专门学问，“各议员都把政权纳还皇帝，仍旧是复了专制政体”[3]。意味深长的是，“文明境界”的创立者“东方强表字文明”出生在“自由村”，但最后造就“文明境界”的却是“文明专制”。“文明专制乌托邦”源于梁启超、陈天华等晚清知识人提出的“开明专制”构想，是最具儒家特色的中国梦。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直言：“卢梭、边沁、约翰弥勒各位大儒的名论……在现世的欧洲已算是过去陈言了。”同样史华慈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严复的明确声明：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而不是还不成熟”[4]。“开明专制”构想则要求在教育提高民智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富有启蒙精神的中央集权体制。面对内忧外患，中国亟须实施一系列新政策挽狂澜于既倒，因此需要一种远远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强大的政治指导力量。开明的“专制”并不意味着与“自由”相对，只是“天赋的自由”应被理解为“总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反而是有害的。正因为“文明”可望而不可即，作为一个过渡方案，因此不惜借助暂时的“专制”以图迅速建成新中国。[5] 相比而言，《新石头记》中的“文明专制乌托邦”(文明境界)是个终结方案。“开明”代表统治者的立场，而“文明”是一种终极承诺，尽管它的形式是“专制”，但初衷是对于尧舜之治的回归。其一，在个人层次，人人知道伦常日用，第一课先课修身，所以没有一个不是“偱理之人”。他们能“明法律的界限”、“守社会的规则”，方才“秩序整饬”，才有资格把“文明”作为地名。其二，在国家层次，在科技昌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之“开明”基础上，建设以《大学》为宪，“德育普及”的现代法治国家。其三，东方理想凝聚于普世的“文明”层次，文中“理”是宝玉补天所要弥补的“天理”，在文中既指“孔教”，更指“饱受了德育”。“东方文明”领导的文明改造以“仁”为核心，对外展现出包容“英德法美”(四子东方英、东方德、东方法、东方美)的人道主义，对内挺立出“经天纬地、安国定邦”的君子人格，“以仁易暴”化解革命与战乱的破坏主义，最终才能从中华的“自立”(华自立)“振兴”(华必振)升华到“强盛”(东方强)，在东方造就普世“文明”——儒家乌托邦。西方“强权主义”终究不是“文明乌托邦”的对手，万国和平大会上实现了“和平主义”。孔子的大同世界里，西方现代地理的“世界”一词也可以废除了，人类终极的“文明境界”在“大同”与“专制”的统一中达成完满。另外，在科学的层次，飞车奇炮电术潜水艇验骨镜一应俱全，甚至发明了催化云层改变了气候，“东方文明”领导的科学家们将仁学注入科学精神，使科技为人类的“真文明”服务，而非为西方科学杀人的“假文明”助威。这一道德的科学主义是反省西方的“天演论”的结果，是东方式的“再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