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102-05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既是许多重要历史活动、历史事件的发动者、参与者，又是见证者、评判者；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又是学者、文学家。他的思想和文字既融贯中西，又显得不新不旧。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复杂多变的思想和繁多宏富的著述中，文学——包括理论和实践——在接受、研究和创作诸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和领域。梁氏既倡导和鼓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又创作了多种小说、剧本和影响深远的“新文体”。在梁氏一生的文学活动，包括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如果细加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从早期到后期不时出现和在场的客体，这便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从《新罗马传奇》的创作、《小说丛话》的诞生，到《桃花扇注》的撰述，《桃花扇》都是一个或隐或现而又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对于一生中兴趣不断转移、思想不断变化的梁启超来说，这更值得注意。这使得探究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和《桃花扇》对梁启超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可借此一窥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一、梁启超接受、研究《桃花扇》的社会背景和缘起 古来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为何会进入梁启超的视野并得到重视，这既和梁氏个人的学术兴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有关，又和《桃花扇》本身的特点有关。 诚如郑振铎所言“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①。这既反映在梁启超的思想主张上，又体现在其卷帙繁富的著述中。终其一生，梁启超都积极致力于旧史学的改造和新史学的开拓，这既出于纯粹的研究兴趣，又是希望借古鉴今、指向当下。他认为“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其一生多样广阔的研究领域，“举凡诸子学、清学、佛学、文学，也无不以史学为旨归”②。同时，在史学本身，梁氏积极从事研究和撰述，留下大量的著作，实绩斐然，气魄宏大。梁启超认为“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③。而既然“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④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重视和利用，那么“其事迹本为数千年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⑤、被梁启超称为“历史剧”⑥的《桃花扇》得到梁氏的青睐和重视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早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即将“说部书”列于可施用于幼学教育的书籍，并且认为施用的“说部书”应该“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这样“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⑦甲午海战清廷惨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于西方的学习由原来的注重“器物”开始转向制度方面。日本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中介。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在广泛的“社会改良”中，“文学改良”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并被视为实现社会改良的重要手段。“文学改良”中最受重视和得到推行的是“小说改良”。在日本产生了盛极一时的“政治小说”热，日本政治界和文学界译介和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对此有以下记述和评价：“比及十五六年，民权自由之说，盛行于世。新闻纸上，有载西洋小说者，如《汇入自由》、《自由之灯》，皆传法兰西、罗马革命之事者也。自是翻译泰西小说者，源源不绝，则当日人心之渴望新文学，即此可见一斑。而他日小说之推陈出新，亦于兹伏矣。今试举其例，则织田纯一郎之《花柳春话》，最先问世，他如关直彦之《春莺啭》、藤田鸣鹤之《系思谈》，及《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书多为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译本既出，人皆悦之，遂不知不觉，竟成小说革新之媒。柴东海之《佳人奇遇》，第一破格而出，继而末广铁肠著《雪中梅》、《花间莺》；又别为一体，不纯乎小说者，则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是也。然此等著译诸人，悉为当时论政大家，不过假托人物以自写其所见。故不得谓之专为文学而作。”⑧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中有一则与此段极为相似，初刊于1899年9月《清议报》第26册，未署标题，1903年收入《清议报全编》时署《文明普及之法》，后《自由书》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时又改署为《传播文明三利器》。 上述一段引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日本当时译介的“政治小说”多为“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第二，无论译介或创作，所谓“政治小说”的书名多偏香艳。第三，这些作品多“假托人物以自写其所见”。对于末一点，1901年12月梁启超发表于《清议报》第一百册上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也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⑨《清议报全编》卷首的《本编之十大特色》第三条也认为刊于该报的两部“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和《经国美谈》是“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⑩。起初，鉴于国内外政治情势，为救亡图存，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借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就带有很大的应时性和功利性。日本译介和创作的政治小说的上述特点，就不仅是梁启超认识和总结的这些小说的特征，也是他对于“小说界革命”的成果的期待和要求，同时也成为他判别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等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桃花扇》)，既有“英雄”又有“儿女”，表达“种族之戚”，能使人“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小说丛话》)的《桃花扇》进入梁氏的视野，得到他的关注和喜爱，也是“有凭有据”(11)的了。据梁启超《三十自述》，在他四五岁时，他的祖父就“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向他“津津道之”(12)。这未始不是梁启超喜爱《桃花扇》的一个远因。梁启超曾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中提到，对于《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中的几支曲子，“我小时候读他，不知淌了几多眼泪”(13)。有记载的他几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或念诵或吟唱《桃花扇》的曲文，都是沉郁慷慨、声泪俱下。
